这是毛主席写给彭德怀元帅的诗，在这首诗里我只能认出开头两字是“山高”和末尾的彭大将军。 1935年秋，陕北吴起镇，风沙紧，局势更紧。 红军刚刚翻过最后一道山梁，从漫长的长征中脱身喘口气，敌人就追了上来。蒋介石手下调来马鸿宾、白凤翔的骑兵部队，五个团，直扑红军而来。 打的算盘很清楚，趁红军刚落脚没站稳脚跟，用一记狠的，把他们连根拔起。 情况危急，彭德怀临危受命，带着陕甘支队负责断敌追兵，顶在最前面。 那场仗后来被称作“切尾巴战斗”，但在当时，谁也没心思想那么文雅的名字。 红军只知道，敌骑兵速度太快，正面拼不过，必须设伏。 彭德怀亲自勘察地形，在吴起镇西边的五里沟、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布下伏兵。 天还没亮，红军士兵就已经猫进沟壑里隐蔽好。 彭德怀穿着风衣，腰上挂着望远镜，在山脊来回巡视。 指挥位置选得也不远，离战场不过几百米，一旦需要，他随时能提枪冲上去。 毛泽东也在吴起镇，他没有直接指挥作战，但战前部署是他一手安排，坐镇西山观察全局。 站在山顶，他能清楚看见整个伏击阵地的走势，也能看清彭德怀指挥队伍调动的身影。两人配合多年，彼此了然于心，不必多言，一个眼神都能懂彼此的节奏。 战斗打响在午后。 骑兵果然按着计划冲进伏击圈，红军手榴弹一轮轰出，马群炸得乱成一团。 惊马狂奔，有的掉进沟里，有的撞到石壁上，敌人被抛下马来，连滚带爬。彭德怀一声令下，各纵队如出笼猛虎，从沟里扑出来就打。 红军战士很多都是步兵，但打起仗来根本不怕对方是骑兵，一顿冲杀，敌人节节败退。 打到黄昏，战斗结束。 红军缴获大批武器，俘虏百余人，最关键的是缴了八百多匹马，把敌人主力的机动性彻底废了。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在陕北打下的第一场大胜仗，意义重大。 不是为了炫耀胜利，而是从军事上确认了一件事：红军不是疲兵残军，能打，还敢打，照样能赢。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没有急着写总结报告，也没召集开会布置。 他看着满目战场的硝烟和被踩乱的山坡，突然提笔写诗，写得极快，几分钟就完成。诗不长，二十四个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短短四句，全是战场语言，没有咏柳，没有感怀，只有刀锋剑戟。 诗里没有藏着掖着，开头是形势，后面是气势，最后两句直点名，赞的就是彭德怀。 这不是普通的表扬，是毛泽东情绪真切的表达。他在那场仗里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胜利，更是看到了一个能扛起全局的将军，一个“临阵提枪、勒马而立”的战场脊梁。 可这首诗写完没几天，就被彭德怀退回来了。 退得不动声色，却动了笔。 他把最后一句“唯我彭大将军”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整首诗照抄，只这一句，他亲自改。 没人责怪他，毛泽东也没拦着。 相反，毛看了改后的诗稿，点头笑了一下，把它收进了笔记本里，一字未发。 彭德怀改这句，不是因为谦虚得受不了夸奖，而是因为他心里明白，这场仗不是他一个人打下来的。 们埋伏一整天，不敢咳嗽一声；纵队干部一边组织队形，一边亲自扛枪上前线；手榴弹一轮一轮扔出去，全靠战士练出来的准头。 这些人没有名字，也没人给他们写诗，可他们是这场仗真正的功臣。 彭德怀的性格一直如此，他在战场上是猛将，在胜利之后却异常冷静。 从来不争功，也不留名。他说过一句话：“功劳不是拿来炫耀的，是用来还债的。还给为这功劳倒下的人。” 毛泽东能理解这种举动，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彭德怀是怎么一路打过来的。他们之间不是一两句诗的关系，是从井冈山到雪山草地的生死同袍。 诗最终发表是在1947年，那时候红军已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战争进入新阶段。 诗的版本用的是原稿——保留了“彭大将军”的称呼。 但在很多内部资料里，还能看到彭德怀亲笔改过的那一版，那句“唯我英勇红军”字迹清晰、坚定。 这一划一改，表面是一句诗的润色，实则是一次价值观的选择。功归集体，不居其身，这不是口号，是那一代人行事做人的底线。 “唯我彭大将军”，这句诗不是不该存在，而是它早已镌刻在历史的另一处——在吴起镇战场，在红军马蹄踏过的沟壑，在毛泽东那个黄昏写诗的瞬间。 后来的人读到这首诗，总觉得气势磅礴，带着一种万夫莫敌的勇气。 可真正让这首诗沉得住气的，不是那种“谁敢横刀”的张扬，而是它背后那个被改动的笔迹，是那道看似不起眼，却重如千钧的一划。 那不是谁都写得下去的一划。 彭德怀的脾气不算好，讲话有时候冲，但他身上的那种干净与坚决，是所有人都服气的。 从不邀功，不怕挨骂，该负责就站出来承担。 这种人一旦上阵，就没有退字。他身上那股劲，不靠口号撑着，也不靠职位撑着，全靠自己一点一滴打出来的底气。 毛泽东看中他的，正是这股子底气，这种将领放在手下，踏实；让他独当一面，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