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上海市长后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公开致电旅港的上海金融工商界五大亨——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钱新之，希望他们能够返回上海滩，建设新上海。当时，五大亨保持沉默，未作任何回应，陈毅不死心，又派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徐采丞，专程跑一趟香港，争取迎回五大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不少人围在收音机旁听消息，街头巷尾也有人悄悄在议论——听说解放军快进城了，市政府要换人了，新日子就要来了。 上海摊子大，摊子杂，各路人马、各路行当，都夹着一肚子账。 管不好，一出乱子就能点着整条街。可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偏就上来破了这个“难”字，一步一步地，把人心安住了，把局势稳住了，把那份悬着的气落了地。 从头说起，其实在还没打下上海之前，中央早就定下了陈毅来当市长。 毛泽东拍板的时候，没用太多话，只一句：“你去上海。”这不是随便点兵，而是看准了陈毅这人有点子、有气度、也能吃苦。 在上海还没完全打下来时，陈毅就已经提醒过中央，说得很直白——部队不要进城太快。 他甚至拿南京举例，说那会儿战士把总统府的地毯拿去给马垫屁股，闹出不少笑话，也招了市民的嫌。 他不是笑这事，他是在提醒：军纪不立，民心不服。 中央听进去了，同意了他的请求，部队慢进几天。于是陈毅带着接管班子提前在丹阳集结，几千人从各个解放区调来，干部也好，工作人员也罢，统统提前做功课，研究怎么管城、怎么交接、怎么安人。 5月26日那天夜里，陈毅带着人进了城，不是去市府，而是先住进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 他和干部们躺在讲堂地板上，不挤学生宿舍，也不进市民家。 这不是为了图方便，是为了给全城一个信号：我们来了，但不是来打搅你们的生活的。 紧接着，陈毅定下了两条“死规矩”： 第一，城区作战不用重武器；第二，部队进城后不许私闯民宅。 别看就两条，那会儿执行起来全靠干部嘴上的一句句话、士兵心里的一份敬畏，这两条规矩，是共产党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不张扬，却分量沉。 安顿下来后，市府班子开始运转，第一批任务不是发文告，也不是查户口，而是整理这座城市的“人”。 陈毅特别重视文化圈，他常说，上海不光是工商业半壁江山，更是文教的半边天。 可要让人信服，靠喊口号是没用的。 他找来夏衍，让他列名单，要搞一场文化界的见面会。 夏衍自个儿也出身文化圈，这份名单他很认真，但交上去后，陈毅没立刻点头。 他盯着名单看了一会儿，说：“这不行，瘦了。”意思是，光找那些“保险”的人不够，要把范围拉得更宽。 他甚至用了句老话，“一人向隅，举座不欢”。 请了这个不请那个，哪怕不是成心，别人也会想：凭什么不是我？搞统战，最怕“冷落人”。 于是他叫来潘汉年，两人对着名单一个一个改，陈毅说得直接，要请就请全，别漏人。 除了名单上的，陈毅还跑了不少人家。 事情做细了，就能成，陈毅没光说，他还真办事。文史馆、图书馆、参事室，陆续成立，原来只打算安置几十位名流，陈毅嫌少，说后头加个零。 治理文化圈是一头，经济那边更是大头。 上海的工商业，不夸张地说，占了全国的一半。 城市要稳，市场不能乱，可那时候的大资本家们，早就跑到了香港、台湾，留下的是一摊烂账和观望的目光。 陈毅知道，这事急不得，强拉硬拽没用，得靠请。 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五位旅港的金融巨头发电报，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钱新之——一个个在旧上海呼风唤雨的人物。 他的电文不绕弯，直接请他们回来，共建新上海。 结果呢？五位巨头没回话，集体沉默。但陈毅没放弃，他派出代表徐采丞，专门跑一趟香港，继续做工作。 这么大费周章，不是为了面子，是为了立信。 同时，他也没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他把荣毅仁、刘靖基、胡厥文这些本地资本家请来谈话，听他们讲自己怎么创业、怎么撑企业。 陈毅不是那种上来就训话的官，他反倒讲自己小时候怎么穷，怎么吃不起饭，说：“你们这点本事，是硬拼出来的，我佩服。”场面一下子就热了，原本紧张的气氛也缓下来了。 过几天，刘靖基请他吃饭。 有干部担心，说这样是不是影响不好。陈毅说：“吃饭也能做统战嘛，怕这个怕那个，还干不干事了？”他带着夫人张茜、孩子一起去赴宴，场面不大，却很亲。 他还真不是去应酬，而是当面和刘靖基聊明白。 原来刘靖基那会儿已经准备把设备和资金都转去香港另起炉灶。陈毅一听，当场说：“你是爱国的，国家不会让你吃亏。”说完没两天，刘靖基就真的决定留下来，把厂子办在上海。 陈毅靠“请”的方式，一个个把人心拉回来。 吴蕴初、刘鸿生、荣毅仁，陆续回来办厂、投产，不再观望。共产党也不设卡、不设限，只讲一个“愿不愿意一块干”。 上海的治理，不靠军功，也不靠文件，而是靠陈毅那股子“细心劲儿”。 他做的事儿，大多没写进教科书，但每一件，都管用了。 军队规矩立住了，文化人心安了，资本家也不跑了，城市的脉搏，开始回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