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主席在杭州与王芳夫妇合影，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展现领袖亲民风范。 1954年初，毛泽东在杭州住了两个多月。 外人常说他喜欢江南水乡，尤其偏爱杭州，说是风景养人、气候宜人，但真正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一次来杭州，是为了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他把杭州当成了“第二个家”，这不是随口一说。 从1949年以后，他到杭州的次数超过40次，有时候一年来两三回，最多的一年五次。 和政治无关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怎么会频繁跑去一个南方城市居住。 但翻开那几年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能看出不少大政方针都是在杭州定下的，从农业合作社的推广，到之后的调整，几乎都与杭州有关。 这次起草宪法的驻地，是北山路84号院里的30号楼。 解放前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老楼不高，灰瓦粉墙，庭院幽深。 当时杭州刚刚解放不久，这种别墅也不算多，原本是浙江省领导谭启龙办公的地方。为了方便毛泽东起草宪法，谭启龙主动让了出来，别墅前那幢平房就被改造成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他白天就在那儿办公，晚上回到刘庄休息。 刘庄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个乡村名字，实际上它的位置绝佳，就在西湖边上，靠着丁家山。 原本是清末广东一位举人的私人园林，后来因为债务被法拍，几经转手，成了铁路部门的职工疗养所。 毛泽东来时，房子还是原样，只是临时腾出来给他住。 简单，但安静。他身边的警卫和秘书也住在那儿，一日三餐都在一处解决，谈不上排场，更没有任何招待规格。 那阵子，毛泽东几乎不怎么休息。 他原本就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到杭州后还试图调整作息。 说是想把日夜颠倒的习惯改掉，可习惯一旦形成就难撼动。他曾苦笑着说：“旧习惯势力太顽固了。”秘书田家英劝他白天去走走，或者看看书换换脑子，但他一坐进那张办公桌，就收不住手。 那张桌子上总是堆满了东西。 有从苏联、东欧翻译来的各国宪法，也有法国、英国甚至美国宪法的节译本。 他一边看，一边划线做笔记，偶尔还会叫秘书过来讨论。 他不是照搬，而是仔细研究每一部宪法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制度安排。有些地方他会皱着眉头念出来：“这个说法不合适。”然后自己重新写一段。 他起草宪法草案的态度，比当初起草《共同纲领》还要认真，因为这次不是临时文件，是新中国的“根本大法”。 有人说他那个时候烟抽得特别凶，北山路30号楼的窗子常年开着，一是通风，二是散烟味。 他的烟灰缸里，烟蒂常常堆到碟子边缘，每根都短得几乎贴着烟嘴。 但他不在意，习惯早就养成了。 1954年1月15日，他致电在北京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列出一份详细的起草计划，请他们征求意见，并要求所有在京中央委员认真阅读几份外国宪法材料。 刘少奇第二天就回电：“同意主席安排”，并将电报转发全体中委，布置了全党范围内的宪法学习和讨论。 这种“全民参与”不是口头上的，后来的宪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全国有1.5亿人参与讨论，收集的反馈超过120万条，堪称一场全民宪法教育。 在杭州办公的那段时间，毛泽东除了紧盯宪法工作，也没完全把自己锁在屋里。 过了元旦，他还上了一趟莫干山。 阳光好，空气清，登山途中兴致来了，写下《七绝·莫干山》一首。 他对陪同的警卫说：“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那年他的生日是在火车上过的，故意避开了庆祝。 后来和警卫王芳商量，说不能完全不表示。于是请浙江省委设了一个“元旦宴”，名义是迎接新年，实际上也是给他“补个生日”。 席上摆了红枣、花生、面条，寓意健康长寿。 毛泽东没明说什么，但心里明白。气氛热烈，他也破例喝了不少酒。 王芳酒量好，一口气干了几杯茅台，引得毛泽东连连称赞：“好酒量，好！”那顿饭之后，毛泽东还开玩笑地说：“王芳这个名字太像姑娘，山东绿化好了再让他改。” 这件事听起来像段子，可几个月后毛泽东真又提起了，说：“你家乡绿化还没搞好，名字先别改。” 他记得人，也记得玩笑，哪怕是在处理国事如山的节骨眼上，也不忘人情。 宪法草案的初稿在2月中旬基本完成。 为了保证质量，中央又分成六个小组逐项研讨修改，最后才送交政治局审议。3月下旬毛泽东回京，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把杭州这两个多月的成果带上了正式日程。 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这部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正式通过。 全文106条，从国家制度到公民权利，几乎涵盖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确立的全部根本制度。 宪法不是写在书架上给人敬仰的，它是一种框架，也是一种承诺。 毛泽东之所以亲自上阵，是因为他知道，这部宪法将定义一个国家如何运作，也将决定亿万人未来的命运。这种分量，他清楚得很。 杭州这一段历史，很多人记得的是山水、诗词、偶尔的一两张合影，比如那张他与王芳夫妇合影的老照片，衣着朴素，神情轻松。 杭州那年春天，不光开了花，也开出了中国法治的一页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