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认为，莫言不受各种意志约束，能够 “吾手写吾口”，这是对创作自由的极致践行。“吾手写吾口” 意味着莫言在创作中坚守自我，以真实的笔触表达内心的思考与感悟，不被外界的条条框框所束缚。这种创作状态让他能够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社会的肌理，其作品中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与强烈的个人印记。 同时，莫言敢于质疑和反思，这恰恰体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文学不仅是美的呈现，更是对现实的观照、对历史的叩问，莫言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作品中对诸多社会现象和人性问题进行深刻剖析，引发读者对生活与世界的思考，这无疑是对 “作家” 这一称号的最好诠释。 余华强烈反对有些人对作家进行道德上的无端指责，认为这是对作家个人人格的侮辱，是恶毒且残忍的，尤其是当这种指责仅仅基于似是而非的借口时。作家的创作应基于内心的真实与艺术的追求，而非被强加的道德枷锁所捆绑。莫言的创作始终遵循文学的内在规律，其作品的价值在于文学本身的魅力与思想的深度，而非迎合某种外在的道德评判标准。而莫言的获奖，余华强调无关于政治，也无关于他 “体制内” 的身份，我们不应为此苛责他。这一观点直指文学评价的核心 —— 应回归作品本身，以文学的标尺衡量作家的成就，而非被身份等外在因素所干扰。 学者张旭东则从另一个维度解读了莫言获奖的特殊意义。他指出莫言并没有兴趣去做一个 “持不同政见者”，也没有表现出脱离中国社会创作的形象。这意味着莫言的创作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他的作品反映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情感世界与精神追求。他拥有一个普通中国人能够享受的权利，也分担着所有人都受到的限制，这种 “融入” 而非 “脱离” 的姿态，让他的创作更具真实性与普遍性。他的作品没有哪一部是在别人的授意之下、按照他人的意志来写的，这坚守了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高密东北乡，这个莫言以故乡山东高密为原型构建的文学地域，并非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与奇幻色彩的文学王国。它是莫言创作灵感的源泉，承载着他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与复杂情感。在莫言的笔下，高密东北乡是一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这里有红高粱如海的壮丽景观，有充满野性与激情的人民，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演绎着悲欢离合、生死歌哭。 高密东北乡不仅是莫言作品中人物活动的舞台，更是他表达对历史、文化、人性思考的载体。通过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描绘，莫言深入挖掘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展现了民间文化的丰富内涵，探讨了人性的善恶、美丑与复杂多变。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普通百姓，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真实的情感，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奋斗、成长，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与生活的真实。 莫言提出的 “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 这一创作理念，犹如一把独特的钥匙，开启了文学创作中人物塑造与生活反映的新大门。在他的作品里，这一理念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余占鳌，这位活跃于高密东北乡的人物，身上汇聚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他是土匪，有着土匪的蛮横与不羁，行事作风带着草莽的野性。在传统的认知里，土匪无疑是 “坏人” 的代名词，他们烧杀抢掠，为祸一方。然而，余占鳌绝非简单的 “坏人” 形象。当外族入侵，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毅然挺身而出，带领着兄弟们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 从 “把好人当坏人写” 的角度来看，余占鳌即便在抗日的正义行动中，也并非完美无缺的英雄。他的性格中依然有着冲动、鲁莽的一面，在处理一些事情时，常常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而缺乏深思熟虑。他的土匪习性也并未完全消失，有时行事手段依然带着江湖的匪气。这使得他区别于传统意义上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更加贴近真实的人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都是有缺点和瑕疵的，即便是英雄也不例外。 而 “把坏人当好人写” 在余占鳌身上同样得到了体现。尽管他曾经以土匪的身份在社会边缘生存，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有着自己的道德准则和正义感。他对朋友重情重义，对乡亲们也有着朴素的情感，他的 “坏” 并非是纯粹的恶，而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生存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对人物的多面塑造，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复杂的人性。 至于 “把自己当罪人写”，莫言在创作中，通过余占鳌的视角和经历，深刻地反思了历史、人性和社会现实。余占鳌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和生活的磨难后，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他对自己曾经的行为、对战争带来的破坏和伤亡，有着深深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更是对整个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的反思。莫言通过余占鳌这一人物，将自己代入到历史的情境中，以一种忏悔和反思的态度，审视着人性的善恶、美丑，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