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教授直言浩然作品的缺点在于过分拔高人物，将人物典型化、脸谱化。这一评价精准地

康震教授直言浩然作品的缺点在于过分拔高人物，将人物典型化、脸谱化。这一评价精准地指出了浩然创作中存在的时代烙印。以《艳阳天》为例，作品中的人物往往被赋予鲜明的阶级属性，正面人物高大完美，充满革命激情与奉献精神，反面人物则承载着各种负面特质，这种非黑即白的塑造方式，使得人物缺乏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在情节设置上，也常常围绕着明确的政治主题展开，为了凸显特定的思想观念而对现实进行一定程度的筛选与重构，难免给人以刻意雕琢之感。这种创作手法，在康震看来，无疑削弱了作品对人性深度和社会现实的真实呈现。 然而，作家王蒙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 “不了解历史的人，读不懂《艳阳天》，也无法理解浩然”，并强调《金光大道》在当时能独占鳌头，绝不仅仅是时势造英雄。这一观点提醒我们，解读浩然的作品必须置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之中。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与发展时期，文学创作被赋予了服务于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重要使命。浩然深入农村生活，以饱满的热情描绘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其作品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在当时能够引起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们契合了时代的需求，成为人们了解和感知那个时代的重要窗口。对于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而言，很难理解作品中人物的行为逻辑和情感表达，自然也无法领会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价值与意义。 浩然在文学界和社会中所获得的诸多殊荣，更凸显了其独特的地位。1976 年，毛主席去世后，44 岁的浩然作为文学界唯一的代表进入 200 多名治丧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还享有为毛泽东主席守灵的殊荣，这一待遇充分体现了他在当时文学界乃至社会层面的影响力。2005 年，《浩然全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人还在世便出全集，这在古今中外文学界都极为罕见，彰显了对其文学创作成就的高度认可。 早年间，浩然的创作紧密围绕着时代的脉搏，积极响应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试图通过文学作品传递时代最强音，鼓舞民众的士气，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往往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生动写照，无论是农村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工业建设中的火热场景，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展现 。例如在《苹果要熟了》里，培红高中毕业后奔赴后山村青年果树队，这一情节正是对党号召城市青年投身农村建设政策的生动演绎；《往事》中朱大成老头买驴的坎坷经历，深刻地揭示了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民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创作经验的积累，浩然开始深刻反思自己过去的创作理念。他逐渐意识到，以往对文学 “宣传和教育” 功能的理解存在偏狭与机械之处。过去，他过于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宣传效果，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作为艺术的本质属性。他认识到，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件艺术品，若缺乏艺术性，即便蕴含再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宣传意图，也难以真正打动读者，实现其宣传和教育的目的 。就像一幅画作，如果只是生硬地堆砌色彩和图案，而不考虑构图、线条和色彩搭配的美感，就无法吸引观众的目光，更无法引发他们内心的共鸣。 于是，浩然决心在创作方法和手法上寻求突破与更新 。他不再单纯地将社会变革、运动和党的政策作为作品的主线，而是把目光聚焦到 “人” 身上，将 “人” 作为贯穿作品的核心线索 。他希望通过刻画人的心灵世界，展现人的命运起伏，让读者在人物的故事中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真谛。此时的浩然，如同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开始精心雕琢每一个人物形象，深入挖掘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使人物变得更加丰满、立体、真实 。在他的笔下，政治、经济以及整个社会动态动向，都成为了人物活动的背景和天幕，衬托着人物的成长与命运。 进入新时期后，浩然勇于突破自己，将创作主线从政策转向 “人”，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起伏 。这种转变使他的作品更加贴近人性，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 。《苍生》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通过对农村人物的刻画，展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农民生活的变化和内心的挣扎，让读者感受到了时代变迁对普通人的影响 。浩然的这种创作转变，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