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婉容把太监孙耀庭叫进闺房，命令他伺候自己冲澡。谁知，当她解开衣衫的时候，孙耀庭突然低头说：“奴才肚子痛，无法伺候您了！”他刚出门，就听到婉容咯咯地笑声：“明明不是男人，还害羞！”
寒冬腊月的清晨，孙家院子里飘着呛人的艾草烟。十五岁的少年跪在青砖地上，牙齿咬得咯吱作响。
他爹孙怀宝握着把生锈的镰刀，手抖得像筛糠，这户天津静海县的穷佃农，要亲手给儿子做净身的手艺——这事儿搁在宣统三年，本不该轮到他们自己动手。
孙家祖上八辈都是泥腿子，到了孙耀庭这辈，连私塾的束脩都交不起。
老孙头豁出脸面给先生种地，婆娘给先生做饭，这才换来儿子四年的之乎者也。
可那年头连紫禁城里的皇上都成了摆设，私塾先生卷着铺盖跑了，孙家最后这点念想也断了线。
191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紫禁城的红墙根下，几个梳着长辫子的老公公蹲在朝阳门洞子里晒太阳。
他们瞅见个细胳膊细腿的男孩在宫门外转悠，眼睛像饿狼似的盯着进出的小黄门。
这孩子就是孙耀庭，他带着胯下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在北平城里当了两年乞丐，终于等到内务府重新招太监的告示。
要说这末代皇家的排场，倒比前清讲究得多。
孙耀庭先被分到载涛贝勒府上当差，每天寅时就得候在主子卧房外头。
有回贝勒爷喝醉了要茶，他端着滚烫的盖碗跪了半个时辰，膝盖上的冻疮都化了脓。可比起在老家啃树皮的爹娘，这日子倒也算不得苦。
1923年深秋，紫禁城敬事房突然来人，说要挑几个机灵的小太监去伺候皇后主子。
孙耀庭凭着识文断字的本事，竟真被挑进了储秀宫。
那会儿婉容刚满十八岁，宫里人都说这位新皇后爱听西洋唱片，梳妆台上摆着法国香水，可就是不爱见生人。
伺候皇后的差事看着光鲜，里头的门道却比海还深。
腊月二十三祭灶那日，婉容突然说要沐浴更衣。孙耀庭捧着浴巾香胰子进到暖阁，抬眼就瞧见雕花浴桶里腾起的热气。皇后娘娘的贴身宫女早躲得没影，只留他呆立在猩红地毯上。
要说这太监的身子，原不该有男女大防。
可当那件绣着金凤的绸衣滑落肩头，孙耀庭只觉得喉咙发紧，后脊梁蹿起一股凉气。
他胡乱扯了个腹痛的由头退出来，门帘子还没放下，就听见里头传来银铃似的笑声。
这话像把钝刀子，在他心口上来回地磨——打从净身那天起，他就再没把自己当人看过。
紫禁城的好日子没过上两年，冯玉祥的兵就把溥仪赶出了宫。
那日天还没大亮，神武门前乱得像捅了马蜂窝。
孙耀庭跟着婉容的轿子跑到天津卫，在张园里继续伺候这位失了势的皇后。
可眼瞅着婉容一日比一日癫狂，大半夜穿着戏服在院子里唱《贵妃醉酒》，他才知道什么叫树倒猢狲散。
1931年的春天，溥仪偷偷摸摸去了满洲国。孙耀庭蹲在天津码头，看着日本人的汽船突突地冒黑烟。
同来的老太监扯他袖子："傻小子，真当自己还是宫里人呐？"
这话点醒了他，从此就在兴隆寺落了脚。这座破庙里住着四十多个前朝太监，白天去街上收破烂，晚上围着火盆讲陈年旧事。
要说新政府是真仁义，1950年开春，民政局的人带着粮票找上门，给这些前朝遗老都上了五保户。
孙耀庭头回摸着崭新的户口本，手指头都在打颤。
后来政府安排他在万寿兴隆寺当管理员，每月能领十六块钱工资。
有回参观的人问起当年的事，他指着胯下嘿嘿一笑："这儿挨过刀，心里可亮堂着呢。"
1996年的重阳节，九十四岁的孙耀庭在广化寺的厢房里合了眼。
床头摆着政府新发的棉大衣，窗台上搁着本翻烂的《三国演义》。民政局给他办后事的人说，老爷子临终前还念叨着要交党费。
这话传到街坊耳朵里，倒成了桩奇谈——都说大清朝的太监，临了成了新中国的五保户，这世道变得比戏文还精彩。
要说孙耀庭这辈子，就像面摔不碎的铜镜子，照见了半个中国的风云变幻。
从静海县的佃农之子，到紫禁城里的末代太监。
从天津卫的流浪汉，到新中国的寺院管理员。
每次世道更迭都把他往前推一把，可他那双裹过裹脚布似的残腿，偏偏走得比谁都要稳当。
如今北京城里的导游提起他，总爱说那句："这可是见过真龙天子的人。"
却没人记得，当年那个被父亲按在炕上净身的少年，裤裆里渗出的血渍，把土坯墙都染成了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