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许广平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在她快不行的时候，她拉着儿子周海婴的手，泪流满面的说着遗言：“千万不能把我和先生葬在一起。
那年春天，六十九岁的许广平因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老太太紧紧攥着儿子周海婴的手，眼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
她用尽最后气力说出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千万别把我和先生埋在一块。"
这个陪伴鲁迅走过人生最后十年的女子，临终前最在意的竟是身后与爱人的距离。
时间倒转四十年，北平女子师范学堂的教室里总坐着个梳短发的女学生。许广平仰着脖子听讲台上穿灰布长衫的先生讲课，手里的钢笔在本子上沙沙作响。
这位被学生们私下称作"大先生"的鲁迅，讲课喜欢把袖子挽到手肘，讲到激动处会在黑板前快步来回走动。
谁也没想到，这个性格倔强的广东姑娘会和年长十七岁的老师产生命运交集。
鲁迅老家绍兴的深宅大院里，裹着小脚的朱安已经守了二十年空房。
当年花轿抬进周家时，新郎官故意在鞋里塞棉花假装脚大，成亲当晚就搬去书房独睡。
朱安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不过是能像真正夫妻那样给丈夫纳双鞋底。
可直到鲁迅病逝，她始终没能等来丈夫归家，只能守着婆婆留下的老宅，日复一日擦拭那些永远读不懂的洋文书。
许广平打小就知道女人的命不由己，六岁裹脚时疼得直哭，母亲边缠裹脚布边念叨："现在遭罪，往后嫁人才有饭吃。"
可她硬是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拿剪子绞开裹脚布。十六岁那年家里要给她定亲，她连夜翻墙逃到天津亲戚家，靠着帮人缝补挣学费。
后来考上北平女师，家里寄来的信里还夹着相亲对象的生辰八字。
女师学堂后墙的槐树下，总能看到抱着书本等人的身影。
许广平把誊写工整的听课笔记递给鲁迅时，手指尖都在微微发抖。
先生接过本子时，她瞥见他长衫袖口磨出的毛边，还有握着烟卷的手指被熏得焦黄。这些细节像春天的柳絮，悄无声地落在年轻姑娘的心尖上。
两人的书信越写越厚，信封上的称呼从"鲁迅先生"变成"我的小白象"。
彼时的北平城里，师生恋比偷人钱财还要遭唾骂。
鲁迅在信里写："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愧，怕不配。"许广平的回信夹着晒干的木棉花："神未必这样想。"
1927年10月，四十六岁的鲁迅带着二十八岁的许广平登上开往上海的客轮。
黄浦江的夜风里，两人在甲板上分食一包五香豆。许广平知道，这艘船既驶向新生，也注定要碾碎些什么——绍兴老宅里的朱安，此刻或许正对着空荡荡的饭桌发呆。
上海景云里二十三号的小楼里，日子过得像拧紧发条的座钟。
许广平每天清早给鲁迅磨好墨，晌午去菜场买他爱吃的干贝，夜里就着台灯帮先生誊写稿子。
有回鲁迅伏案写作忘了时辰，起身发现膝盖上搭着羊毛毯，转头看见许广平蜷在藤椅里打盹，手边还压着未校完的《彷徨》手稿。
孩子出生那天，鲁迅在产房外抽光整包哈德门香烟。
护士抱出皱巴巴的婴孩时，他盯着孩子额头的胎记看了半晌，忽然笑出声："像我，该叫海婴。"
月子里许广平发高烧，鲁迅笨手笨脚地给孩子换尿布，打翻的奶瓶在书稿上洇出地图似的印子。
1936年深秋的早晨，鲁迅靠在躺椅上说胸口闷。
许广平正要出门请大夫，听见身后传来书本落地的声响。
她转身时，看见先生的手垂在椅边，指间还夹着没点燃的烟卷。
治丧委员会来清点遗物时，发现八箱手稿全都用牛皮纸包得方正正，每捆都贴着许广平手写的标签。
日本人打进来那年，许广平把鲁迅手稿分藏在煤堆和墙缝里。
被宪兵队抓去拷问时，烧红的烙铁按在她背上滋啦作响，愣是没撬开她的嘴。
出狱时瘦得只剩把骨头，第一件事就是扒开灶台的砖头，抖着手数那些发霉的稿纸。
建国后组织上要给许广平安排工作，她摆摆手说："我就守着这些书稿过吧。"
周海婴成家那天，她翻出珍藏的婚书——泛黄的宣纸上，"鲁迅"与"许广平"两个名字并排而立，底下压着两枚褪色的指纹印。
1968年早春的北京城，料峭寒风卷着大字报碎屑满天飞。
许广平摸着床头柜上鲁迅的石膏像，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午后。
先生写完《伤逝》最后一页，转头对她说："我总怕我死了，这些字纸要流落街头。"如今他的著作印成千万册，而当初说这话的人，早已化作龙华烈士陵园里的一方青石。
急救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许广平望着儿子哭红的眼睛，忽然想起绍兴老宅里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
朱安临终前托人捐了所有藏书，唯独留下七卷《鲁迅全集》，说是"留给大先生的儿子"。两个女人隔着四十载光阴，竟守着同个男人的不同侧面。
许广平最后看了眼窗外的玉兰花，花瓣正扑簌簌往下落。
她想起鲁迅下葬那天，自己往棺木里放了支永生钢笔。如今她选择不留骨灰，就像当年那个绞碎裹脚布的姑娘，至死都要挣开捆住女人的那根绳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