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重庆，徐恩曾被撤去中统局长一职。回到家，他扯下帽子摔在桌上，茶也没喝一口，满肚子火气，心里不是滋味。 1945年夏天的重庆热得人喘不过气，徐恩曾黑着脸冲进上清寺公馆，军帽被他狠狠甩在楠木桌上，金属帽徽在太阳底下晃得刺眼。 这位刚被撤职的中统局长领口湿透，后背上深一块浅一块的汗渍像是泼了酱油。博古架上的汝窑茶具落着灰，三个月前他还在用这套茶具招待戴笠，如今连个帮忙说话的人都找不着。 裤兜里那把铜钥匙硌得大腿生疼，徐恩曾穿过天井往后巷仓库走，还没进门就闻到股酸臭味。三十万斤黄豆在潮热天气里发胀，麻袋缝里钻出黑乎乎的甲虫。 半个月前他还做着发财梦，眼下豆子价格跌得比山城台阶还快，讨债的天天拿砖头砸仓库门。 这事得从五年前说起，当时徐恩曾在南京春风得意，硬是顶着陈立夫兄弟的反对，娶了投靠国民党的费侠。 那会儿中统局扩编到上万人，老蒋拍着他肩膀夸"干才"，谁劝"红颜祸水"他都当耳旁风。 没成想前妻王素卿在昆明走私棉纱捅了大篓子，戴笠把走私鸦片、印假钞的脏水全泼过来，正正戳中蒋介石最恨的几件事。 去年腊月在黄山官邸，蒋介石那句"管不好女人怎么管党国"像冰锥子扎进徐恩曾后脖颈。 他跪在地毯上盯着委员长的皮鞋尖，听着戴笠在旁边补刀："徐局长这家务事，可要给党国抹黑。"如今倒好，前院后院一起着火，生生断了他的仕途。 仓库里的黄豆堆成小山包，水泥地上爬满蛀虫留下的白道子。徐恩曾抓了把豆子搓了搓，霉斑粘在手指头上搓不掉。 他想起费侠总念叨"后院得有个靠谱女人"，可眼下连做生意的本钱都要打水漂。 太阳落山时分，公馆里的电扇转得吱呀响。 费侠穿着丝绸旗袍对镜梳头，忽然说了句："要不把豆子磨成豆腐？"徐恩曾愣在当场，从特务头子变成卖豆腐的，这跟从天上摔进粪坑没两样。 可看着桌上那摞催债信，想着银行经理那张冷脸，这馊主意倒成了救命稻草。 三天后重庆街上多了辆墨绿三轮车，车帮子上歪歪扭扭写着"清白豆腐坊"。徐恩曾亲自跑到磁器口请来磨豆腐的老陈师傅。 石磨转起来的时候，雪白的豆浆顺着槽口往下淌，让他想起在中统局审犯人时，那些硬汉脸上淌的冷汗。 头一单生意是给市政府食堂送豆腐，管伙食的老周盯着豆腐直嘬牙花子，徐恩曾塞过去两包骆驼牌香烟，压低声音说："武汉那会儿共党盯你梢，可是我派人护着的。"老周捏着烟盒转了三圈，总算点头让试半个月。 中统的老部下们听说老上司改行卖豆腐，有让单位食堂多进货的，有带亲戚朋友来捧场的。 最讲义气的是刘介鲁，当初在上海站当差的小伙子，如今在粮食局管采购，一口气买走十万斤黄豆："当年您教我们查案要找关键证据，如今学生帮您找销路，也算没白学。" 每天天不亮豆腐坊就冒热气，徐恩曾穿着粗布褂子搅豆浆。费侠系着围裙忙前忙后，灶台上升起的白烟比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看着舒坦。 有回戴笠的副官路过，瞅着他袖口的豆渣直乐："徐长官这是要当豆腐将军？"徐恩曾抹了把手回他："总比当光杆司令强。" 转眼到了1946年开春，重庆城里的火药味比豆腥味还浓。徐恩曾瞅准时机把豆腐坊盘给老陈，带着老婆和攒下的钱去了上海。 在吴星伯的洋房里，那些从重庆带不走的古董字画堆得满坑满谷。费侠摸着客厅的水晶吊灯叹气："当年摔了官帽，如今又戴上生意人的帽子。" 他在外滩注册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子，真正的生意在黄浦江上漂着。1947年夏天，花四千两黄金买的旧货轮"台安号"拉响了汽笛。 说是货轮，其实就是个铁皮壳子，可凭着中统老关系，硬是在禁运物资里趟出了财路。 有次在温州港，海关稽查队把"台安号"堵了个正着。 徐恩曾不慌不忙掏出盖着淞沪警备司令部大印的通行证——这是老部下李参谋给弄的。稽查队长瞄见文件上的签名，立马换了笑脸："徐老板的船队，借我们八个胆也不敢查哪。" 到了1948年，徐恩曾的船队把持着长江下游航运。可等解放军的炮声传到江北，他早把一半船只换成金条，结结实实缝进费侠的旗袍夹层。 1949年3月那个下雨的晚上，他站在去台湾的货轮甲板上，外滩的灯火在雨雾里越来越模糊。 在台湾阳明山的别墅里，徐恩曾成天伺候兰花。 看着费侠在花圃里忙活，他常跟老熟人说："吃亏是家常饭，不赔本就是福气。"1985年冬天，病床上的徐恩曾听着窗外的雨声，想起四十年前重庆那个燥热的夏天。 从特务头子到豆腐老板，从船队东家到闲散寓公，这辈子算是把酸甜苦辣尝了个遍。咽气前他攥着费侠的手念叨："要紧的是别栽在事情上头。" 这个旧时代政客商人的故事，兜兜转转绕不开"见好就收"四个字。眼头活、下手狠、收手快，让他在乱世里趟出一条活路。 搁现在人眼里，这份知道什么时候该转身的清醒劲儿，倒是比多少真金白银都值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