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军在大连截获了一段电波。在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是不会使用电报的。所以，在截获的那一刻，日军就已经知道这肯定是八路军的人干的。 沈得龙，1910年出生于朝鲜，日本吞并朝鲜后，他随家人迁至大连。父亲早逝，母亲靠缝补衣物养家，沈得龙从小帮工，修鞋谋生。1930年代，他接触中共地下组织，加入抗日行列，凭机敏头脑在大连经营照相馆，掩护电台联络。王学年，1901年出生于辽宁农村，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加入八路军，多次执行敌后任务，沉默寡言，行动果断。李忠善，1915年奉天人，丧父后随母亲艰难度日，1938年加入中共，以商贩身份传递情报。王耀轩，1901年天津人，码头工人出身，1939年加入中共，负责情报掩护。赵福元，1918年山东人，1940年加入八路军，精通无线电技术，维护地下电台。他们在大连等地协同，传递日军布防情报，为抗战提供支持。 1943年10月2日深夜，大连黑石礁监听站捕捉到一段加密电波。日军第86部队确认信号非民用，迅速通过三角测量锁定信号源——大连市中心一家照相馆。宪兵队队长三尾丰带队包围目标，破门而入，沈得龙在阁楼操作电台时被捕。电台设备被砸毁，密码本被夺，沈得龙被押往宪兵队。审讯中，三尾丰先以金条、伪满钞票和高位诱惑，沈得龙拒绝配合。日军随即动用酷刑，皮鞭、电击、烙铁轮番上阵，沈得龙身体崩溃，吐露王学年等四人藏身地。 10月4日清晨，日军突袭天津、奉天等地，王学年、李忠善、王耀轩、赵福元被捕。王学年被拖出民宅时，其子试图阻拦，被日军枪托砸倒，血流满面。其他三人也在各自据点被抓，押往大连宪兵队。审讯室中，三尾丰再次以金钱和自由诱惑，四人毫不妥协。日军加重刑罚，老虎凳挤压关节，水刑导致窒息，铁钉刺入指缝，烙铁烫伤皮肉。四人身受重伤，仍未泄露情报，表现出坚定意志。 三尾丰见无望撬开情报，决定将四人移送哈尔滨731部队。 10月末，囚车将他们送往平房区实验基地。牢房内，病菌注射导致高烧和溃烂，实验台上血迹斑斑，焚尸炉冒黑烟。王学年等人未能挺过非人折磨，牺牲于实验室，遗体被解剖，内脏置于无菌皿。沈得龙下落不明，可能被送往731部队或其支队，无确凿记录。日军投降后，731部队销毁罪证，相关人员逃脱审判，战后真相被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