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日本人将我国科学家吴树德用油布死死地包裹起来，随后一把火点燃油布。吴树德疼得死去活来，没想到日本人却冲着不停翻滚的吴树德大笑，最终竟看着他被烈焰吞噬。 天津意大利租界的实验室里，水银气压计的指针还停在 758 毫米。 吴树德被拖走时，桌上的黄河水文图刚标完新的洪峰预警线，铅笔滚落在《华北气象年鉴》上，那是他熬了四十个通宵才编完的书稿。 日军踹开房门时，他正把最重要的观测数据塞进煤炉，纸灰混着火星飘起来，像极了 1938 年黄河决堤时漫天的黄雾。 拘留所的铁栏杆上爬满铁锈。日军少佐把金丝眼镜推到鼻尖，用生硬的中文说：“吴先生，交出所有气象记录，你就是华北水利局总长。” 他指的是那些标注着黄河流域降雨量、风速、水位的加密表格 —— 这些数据能帮日军精准判断行军路线，甚至预测堤坝爆破的最佳时机。 吴树德盯着墙角渗下的水痕，那痕迹像极了他亲手绘制的等降水量线，沉默了半晌才开口：“这些数据是给中国人防灾用的，不是给你们炸堤的。” 皮鞭抽在背上时，他想起 1935 年在郑州防洪堤上的日子。那会儿他带着学生在烈日下测量，晒得脱了三层皮，却在看到堤坝挡住洪水时，笑得像个孩子。 现在，同样的烈日透过铁窗照进来，却把他的影子钉在潮湿的泥地上。 日军用铁钳夹他的手指，指甲缝里渗出血珠，滴在地上晕开，像他记录过的无数个暴雨预警点。 他没喊疼，只是哼起了北洋大学的校歌，歌词里 “科学救国” 四个字，被血沫泡得模糊。 1944 年 4 月 24 日的午后，租界的空地上堆着废弃的油桶。 日军把浸了煤油的油布缠在他身上，火苗舔上布角时，吴树德突然抬起头，目光越过狂笑的日军，望向远处的海河。 他想起二十年前在河上划船测流速的日子，助手们笑着把他的草帽扔进水里，看草帽漂得多快就能算出流速。 现在，他的身体像顶着火的草帽，在地上翻滚，每一寸皮肤都在尖叫，可他脑子里闪过的，还是那些未完成的公式 —— 计算堤坝抗洪强度的系数，还没来得及验算。 火焰烧穿油布时，有人听见他喊了句 “数据…… 在煤炉……”。 声音很快被火焰吞噬，像他毕生守护的那些数字，终究没能完整留下来。 日军看着焦炭般的残骸，踢了一脚，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们不知道，吴树德的学生早在前一夜。 就把最重要的记录藏进了水文站的砖缝里，那些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数据，浸过桐油，水火不侵。 三天后，砖缝里的记录被取出来时，还带着煤炉的烟火气。学生们跪在地上，把烧焦的边角小心翼翼揭掉，里面的字迹依然清晰： “1944 年 4 月，黄河中下游水位较往年偏高三尺，需提前加固堤坝……” 这些字里，藏着吴树德未说完的话，也藏着一个科学家最后的倔强。 抗战胜利后，华北水利委员会的新办公室里，挂着吴树德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粗布褂子，站在黄河边，手里攥着测绳，笑得满脸皱纹。 同事们在他的笔记里发现张字条：“数据会老，但江河长流。” 1952 年，黄河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开工时，工程师们用的基础数据里，还有他当年冒着炮火记录的那些数字，精确得像刻在石头上。 如今，天津的水文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烧焦的油布残片，旁边放着吴树德用过的计算尺。 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计算尺的刻度上，仿佛还留着他指腹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