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南，60岁的吴女士在26年前以“朱某”的名字开设了一张存折，期间并未意识到这一举动会给自己带来日后的麻烦。直到20多年后，吴女士偶然发现存折中仍有近4万元未取，她决定前往银行取款，然而，由于记不住密码，又无法证明自己就是“朱某”，银行拒绝了她的取款请求。在银行拒绝她取款后，吴女士选择将银行告上法庭，诉求银行归还她所拥有的存款。案件一审法院驳回了她的诉求，但在二审时，法院却有了不同的判断。 吴女士与银行之间的纠纷由一张旧存折引发。26年前，吴女士为了在银行办理存款，使用了“朱某”的假名字。存折中记录了她的存款，并在银行保留了相关信息。然而，当她发现存折里还有3.9万余元存款时，却因忘记密码而无法取款。由于存折上记录的是“朱某”而非她自己的名字，银行认为吴女士无法证明自己是存款人，因此拒绝了她的取款申请。 吴女士坚持认为，虽然存折上的名字是“朱某”，但这一名字是她为了隐私保护而使用的假名，而存折始终由她保管和使用。她认为，凭借自己持有存折这一事实，就可以证明她是合法的存款人，因此向银行提出了取款请求。因与银行未能达成一致，吴女士将银行起诉至法院，要求银行归还存款。 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银行不应承担责任。 案件进入法院审理后，初审法院的判决站在银行的一方，认为银行无义务支付存款。法院的判决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存折为债权凭证：法院认为，存折本身作为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债权凭证，记录的持有人是“朱某”，因此银行与“朱某”之间有法律上的债权关系。尽管吴女士持有该存折，但从法律角度来说，凭证的持有人并不一定等同于存款的实际所有人。 缺乏证据证明吴女士与“朱某”是一致的人：法院指出，吴女士并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朱某”就是她自己，且在庭审中，她未能对自己以“朱某”名义办理存折的事情作出有效解释。此外，法院认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无法凭借存折的持有者确认实际的存款权属。 法律规定合同相对性原则：法院还强调，银行与“朱某”之间的合同是由登记在存折上的名字所确认的，而非存折的持有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合同上标明的人才能主张权利，而吴女士无法证实自己就是“朱某”。 二审判决：法院支持吴女士主张的所有权。 然而，二审法院的判决却为吴女士提供了支持，法院认为吴女士作为存折的持有人，符合要求，应该被视为该存折的合法所有者。二审法院的判决依据主要包括： 存折的实际使用证明了吴女士的所有权：法院认为，虽然吴女士以假名“朱某”办理了存折，但她长期持有并使用该存折，而且银行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他人对该存折主张权利。吴女士持有该存折多年，且没有出现他人使用或挂失的情况，因此她具有对该存折的实际控制权和所有权。 司法鉴定结果支持吴女士的说法：二审期间，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存折上的字迹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存折上手写的“朱某”等字样确实为吴女士本人所写。该鉴定结果为吴女士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她就是存折的实际持有人。 银行未履行应有的审查义务：二审法院还指出，银行在存款开户和取款过程中没有履行充分的审查责任。银行应该对储户身份进行核实，尤其是在吴女士提出取款要求时，银行应该采取措施确保取款的安全与合法性。银行未能履行这一责任，因此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实名制的影响：尽管《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在2000年才实施，但在此之前，银行仍然有义务根据实际情况审查存款人的身份。二审法院认为，吴女士作为存款人，应当拥有取款的权利，尤其在银行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存款人不是她的情况下。 从法律角度看，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合同法和物权法的。银行作为存款的保管人，需要履行审慎义务，以确保存款人的身份和存款的安全。银行在存款合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行为应当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确保合法存款人的利益得到保障。 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银行与储户之间的纠纷，也是对金融机构审慎义务和客户身份核查责任的一次深刻警示。在数字化金融时代，实名制和身份验证的严格性愈加重要，银行在处理存款业务时应当更加重视客户身份的核实，避免类似的法律纠纷发生。同时，作为储户，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和自身的合法权益，也能有效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