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9年的北京街头，一个衣着破旧的老人突然伸开双臂，拦在一辆军车前面，司机急刹车，警卫赶紧跳下车呵斥，围观的人都以为他是闹事的农民。 可在所有人怀疑的目光里，老人喊出一句让空气瞬间安静下来的话：“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不仅让车上的军官愣住，也把在场的人带回了几十年前的血与火。 所谓花机关，并不是随意的称呼，这是当年红军对德制冲锋枪的俗称，枪身外面有一层布满孔洞的散热套，看起来像开满花一样，所以战士们都叫它花机关。 这种枪在部队里是稀罕物，一个连也分不到几支，通常要交给最能打的士兵，编号则是作战编组时的标记，三号花机关指的就是小队里排在第三的冲锋枪手。 能被叫作三号花机关的人，绝不是外人能够随便冒充的，那一声喊，就像一把钥匙，直接打开了军官尘封的记忆。 拦车的老人叫肖成佳，江西吉安人，他十二岁就跟随红军走上长征路，成了队伍里的红小鬼，因为识字，他很快被分到宣传队，会写标语，会唱歌，还会在话剧里扮演角色。 当时红军生活极为艰苦，战斗间隙里，宣传队要用演出鼓舞士气，他在话剧《花机关》里扮演三号角色，那段记忆成了他一生最深的烙印。 战士们顶着枪林弹雨唱歌，铁皮喇叭里喊出的口号穿过硝烟，连敌人都能听到，宣传并不是轻松的差事，很多时候他们和作战部队一样要冒生命危险。 长征途中，他第一次真正上阵是在二渡赤水，朱德点名让他带一个排去阻击敌人，十几岁的孩子拿着步枪，手心冒汗，仍旧硬着头皮把三十多个战士带进丛林埋伏。 敌军经过时，他一声令下开火，七八个敌人倒下，他自己却被子弹打穿了右手，那次战斗让他真正懂得什么叫血与火，也让他明白自己不再只是宣传员，而是真正的红军战士。 1936年西路军兵败，他在古浪战役中身中数弹，昏迷在尸堆里，等醒来时，衣服口袋里还揣着半截绑腿和三颗子弹壳。 他被马家军俘虏，关了半年，母亲卖掉陪嫁首饰才凑够三十块大洋把他赎回家，那时他不到二十岁，腿已瘸，腰也直不起来，红军队伍早已走远，他和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 解放后，他数次找地方政府想证明自己的身份，工作人员翻遍档案，找不到名字，就摇头说没有凭证，他的家没有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子，儿子相亲时常被嫌弃，说成分不明。 几十年里，他翻箱倒柜寻找证据，能拿出来的只有伤疤、旧粮票和一条破旧的绑腿，他明明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红军战士，却只能在乡下当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1978年冬天，他听到广播里说黄火青成了最高检察长，这个名字让他心头一震，这正是当年在红九军团当政治部主任的老首长，他揣着全家凑的路费，三天三夜辗转到了北京。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他一连徘徊了七天，警卫几次驱赶，他始终不肯离开，那一天，他看到首长的车驶出大门，心里一股热流涌上来，不顾一切扑到车前，大喊出“三号花机关”这句话。 那一声喊让车上的人愣住，紧接着，老人唱起当年在长征路上学的歌，歌词是《杜娘歌》，唱的是送别、思念和希望，几十年前，正是黄火青教他们唱的。 歌声沙哑颤抖，可旋律分毫不差，黄火青终于认出了眼前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两个历经沧桑的人紧紧相拥，泪水模糊了视线，往昔的战壕、硝烟、口号都在这一刻涌上心头。 这件事很快惊动了中央，第二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寻找失散红军的工作，江西吉安三年里认定了两百多人，到1985年，全国已有四万多名老红军身份被确认。 每人每月发八元补助，虽然数额不大，却比什么都珍贵，这是国家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英雄不会被遗忘。 肖成佳终于拿到了崭新的红军证，证书上的五角星金光闪闪，像照亮了他几十年蒙尘的青春，他把证书贴身放着，每天要拿出来摸一摸。 县里召开老红军座谈会，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端端正正把红军证章别在胸口，掌声中眼泪不住流下来。 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战友，有的早已无名长眠，有的终身未能恢复身份，他能重新被认定，是命运给他的最后馈赠。 后来，县里普查党史时，在他家阁楼的铁皮盒里找到了川陕粮票和那截绑腿，如今安静地躺在博物馆展柜里，标签写着“红军战士肖成佳遗物”。 2006年他去世前，把红军证和土地证并排放在枕边，他的孙子后来进入党史办工作，办公室墙上挂着那张拦车的照片。 每当有人看见，都会被提醒，那一声“三号花机关”不仅是老兵的呼喊，也是一个国家对英雄迟到的回答。 信源：新华网——肖成佳：一首歌曲，在43年后证明红军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