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沙漫天，街角的少年蜷在破庙门前，衣衫破旧，手脚冻裂。他才16岁，已经流浪了好几年。家没了，亲人死了，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他想过抢，也想过死。但那天，一个女人走来，拉开衣扣，从胸口摸出一块腰牌，扔进他手里，说：你以后可以进我后院。那块不起眼的腰牌，像是一纸通天符。它不光给了张作霖一个藏身的地方，还成了他翻身的第一块跳板。 张作霖生于1875年，辽宁海城人，家里世代务农，虽穷却能糊口。父亲张有财，能喝、好赌、脾气暴，母亲本分操持，但镇不住这个家。张家有几个兄弟，最亲的哥哥张作泰在一次争执中被父亲误伤致死。张有财受仇家举报，被乱棍打成重伤，不久死去。 从那以后，家就散了。 张作霖跟着母亲四处逃亡，睡窑洞，蹭饭桌，干重活。他年纪小，干不过大人，嘴又不甜，换饭的活儿也难。他学会了偷，学会了瞒，也学会了看人眼色。十几岁时，他几乎就在奉天城头干尽了低贱活计。 那年冬天特别冷。他拖着冻伤的腿，在奉天老北门口打盹儿。周围都是狗和流民。他觉得撑不过去了。可就是这时候，一个寡妇注意到了他。 她穿着粗布棉袄，年纪不大，眉眼精明。她停下脚步看了他一会儿，没说什么，掏出一块腰牌，塞进他手里。张作霖一脸懵。她甩下一句：这腰牌拿着，进我家后院，不许乱跑。 那一年，1891年。他16岁，孙寡妇的腰牌，就是他命里的转向标。 张作霖没让她失望。 他先是在后院帮工，扫地、劈柴、背水，样样干。后来，他被安排去集市上押运货物，跟人吵架、打架、讨账，样样也行。他不是那种守规矩的孩子，但执行力强，有野劲。孙寡妇渐渐放手让他跑腿办事，甚至接触些灰色渠道。 几个月后，张作霖已经成了她家的头号小工。有人欺负他，他当场掀摊子；有人拖账，他夜里砸门。孙寡妇发现他有手腕，有狠劲，也有一股天生的社交直觉——谁能惹，谁不能碰，他分得明明白白。 在她家，张作霖第一次吃饱饭，第一次有了褥子和被子，也第一次知道，原来人可以靠自己活下去，不必永远在街上打滚。他开始蓄头发，学骑马，看风水、识地理，还跟孙寡妇家的兽医学了点看病喂药的本事。 这几年，是他人生最关键的“打基础期”。孙寡妇虽是女人，却是他半个师傅。 1893年，他十八岁，身高体壮，走在街上已有点地头蛇的气势。这时候，张作霖主动从孙家出来。他不想一直当个打杂的，他要自己搞事。 他加入了保险队。那是个介于民团与黑帮之间的组织，管护商道，也干护镖、打仗、抓盗。他进得去，是因为有人推荐。他干得下来，是因为出手快、下手狠，讲义气，也懂规矩。 保险队给了他刀，给了他马，也给了他舞台。他第一次参加“抓山匪”的战斗，冲在最前，抓了人还顺手敲诈了笔银子。他不是天生的军人，但却是天生的“团练材料”。 在保险队里，他学会打枪、识枪，学会带人，学会分账。他和几个同龄人自组“马队”，去辽西跑镖，偶尔也兼接“清帮”或“赌场维持”的活儿。很快，他有了自己的一帮小兄弟，自己说话能顶事。 到1898年前后，张作霖已是奉天一带小有名气的“骑马汉子”。他开始靠自己吃饭，不再依附任何人。他没忘孙寡妇，偶尔还回家给她送米送钱。但他的人生，已经不再只属于她家的后院。 1900年义和团起事，东北局势混乱。张作霖开始真正接触官场。他的保险队受清军招抚，变成地方自卫团。他在一次清剿中立了小功，被提拔为团练统带。 1902年，奉天新民府扩编巡警马队，张作霖带着几十号兄弟报名。他成功转正，穿上官军制服，成了正式编制军人。他没文化，不识军制，但他懂人心。他知道怎么稳住兵，怎么上缴银子，也知道怎么和地方官打交道。 三年后，他成为一地统带。再后来，他吞并周边团练，控制大半新民府。1907年，他已是奉天西部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 而这时，他才不过三十出头。 而一切，始于那年冬天，那块腰牌，那张藏在孙寡妇胸口的通行证。 张作霖后来说过，他欠孙寡妇一条命。但其实，孙寡妇当年也赌对了。她的眼光和她的胆识，换来了一位未来的“东北王”的一生感恩。 张作霖后院起步，江湖起势，官场立足，最终坐上东北之主的位置。这条路，走得不容易。但他从没忘过，第一步是谁让他迈出的。 一个女人，一块腰牌，一段传奇。那一年，他16岁，她寡居。谁也没想到，这场收留，改变了两个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