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有人建议要保留汪东兴的职位，但是陈云却认为，如果让他再继续担任，就算我们同意了，那全国人民也不会同意的。
1979年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刚落幕，中国站在历史转折点上。汪东兴的职务去留，成了中央会议上的热议话题。有人念及他革命资历深厚，力主保留其党中央副主席职位；陈云却一针见血，指出全国人民更盼望能吃饱饭、干好活的务实干部。这场争论背后，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阵痛，也是时代对专业治国的新呼唤。究竟是资历优先，还是能力当先？ 汪东兴的革命生涯堪称传奇。1916年，他出生在江西弋阳一户贫农家庭，家境贫寒，幼年便帮着家里干农活。13岁那年，他加入方志敏领导的土地革命，扛着红缨枪，组织儿童团传递情报，年纪轻轻就投身革命洪流。1932年，16岁的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入红十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斗。长征途中，他随部队翻雪山、过草地，脚趾因严寒冻伤，至今走路略有不便，但他始终咬牙跟上队伍。1947年，他被调至毛泽东身边，负责警卫工作。在延安保卫战中，他率领警卫排在王家湾阻击敌人，为中央机关转移争取时间，立下汗马功劳。开国大典前，他曾建议在天安门城楼加装防弹玻璃，毛泽东却说“不要搞特殊”，这一提议最终作罢。他的经历，浓缩了中国革命的艰难与辉煌，令人肃然起敬。
1979年的中央会议上，汪东兴的职务调整引发激烈讨论。当时的中国，经济形势严峻，粮食产量不足，八亿人吃不饱饭，工厂大面积停工，外汇储备少得可怜。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填饱肚子、找到工作，而不是谁在高位上。有人提出，汪东兴跟随毛泽东多年，保卫工作功不可没，理应保留党中央副主席的职位。这意见并非毫无道理，毕竟他的革命资历摆在那儿，战火中出生入死，谁能不佩服？可陈云站了出来，直言不讳：即便中央同意让他继续干，全国人民也不会买账。这话听着刺耳，却点中了要害。陈云翻开经济报表，细数粮食、工业、财政的数据，强调治理国家得靠专业人才，不是光凭革命热情就能解决温饱问题。他还举了个例子：全国粮食产量才三亿吨，离满足需求差得远，工厂产值低迷，财政赤字压得国家喘不过气。陈云的发言，句句落在实处，数据摆在面前，没人能反驳。 这场讨论，其实是两种思路的碰撞。一种是看重革命资历，觉得老同志功劳大，理应留在高位；另一种是着眼现实，强调专业能力，治理国家得靠会算账、懂管理的干部。陈云的观点，代表了后一种思路。他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把这话说了一遍，语气更重：经济工作不是喊口号，得多打算盘、看报表。汪东兴在警卫工作上经验丰富，但搞经济需要不一样的本事。
这话说得实在，赢得不少人点头。谷牧后来回忆，陈云当场算了笔账：粮食缺口有多大，工业产值差多少，财政赤字有多严重，桩桩件件都摆在桌上，革命热情解决不了这些硬邦邦的问题。陈云的坚持，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顺应时代需求。中国刚从革命年代走出来，急需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干部选拔得跟上这个变化。 讨论的结果，逐渐明朗。多数人认同，干部得选那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而不是光靠资历吃饭。汪东兴本人没怎么表态，坐在会场一角，低头翻文件，沉默应对。他的态度，或许已经说明他对大局的理解。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批准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这不是简单的职位变动，而是中国领导层的一次深刻转型。从那以后，干部选拔越来越注重专业能力，懂经济、会管理的干部开始走上前台。这变化，直接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铺了路。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还拘泥于资历，选不出能干实事的干部，中国的经济腾飞能有那么快吗？陈云的这句“全国人民不会同意”，其实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要吃饭，要工作，要过上好日子。
汪东兴退下来后，生活低调得让人惊讶。他主动搬出中南海，住进西城区一栋普通民居楼，把专车交还给机关事务管理局，平时走路上下班。每年毛泽东诞辰，他都早早来到纪念堂，整理衣襟，静静致敬。2008年，92岁的他在接受《百年潮》采访时，提到了开国大典前那次防弹玻璃的建议，语气平淡，像是讲别人的故事。2015年8月21日，他以百岁高龄去世。新华社的讣告里，提到他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字字是历史的分量。他的退场，没有怨言，只有平静，体现了一个老革命者的大局观。 这场职务调整的风波，表面看是人事变动，深层看却是中国从革命走向建设的缩影。陈云的坚持，汪东兴的退让，都在那个历史节点上，成了国家转型的注脚。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这种务实的选择。干部队伍的专业化，为中国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