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有几个儿子！为什么刚才说的三个，这会又多出来一个，你是活腻了吧！”1947年，国民党抓住一个农妇怒问道，话毕，举枪射死了一个男人。
1947年，山东一个普通村庄，战火烧到家门口，国民党反动派气势汹汹，抓着农妇刘桂英逼问地下党下落。她机智谎称三个游击队员是自己儿子，试图带人脱险，却被亲生儿子李福生的呼喊打断。敌人头目狰狞质问，枪口直指，悲剧一触即发。 刘桂英，1900年出生在山东一处穷山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爹走得早，娘靠给人缝衣服养她。她小小年纪就得帮着干活，纺线织布，手上全是茧子。十八岁嫁了人，生了个儿子叫李福生，可丈夫没几年就因为地主逼租被打伤，病死了。她一个人咬牙拉扯福生，种地、喂鸡，硬是把日子撑起来。福生长大后，壮实又老实，村里人都夸他像他娘，干活麻利，心眼好。 1940年代，战乱没停过，村子附近游击队来来往往，刘桂英看那些年轻队员跟福生差不多大，饿得皮包骨，就常把家里仅有的窝头、玉米糊分给他们。她家不大，土坯墙，茅草顶，炕上铺着补丁摞补丁的被子，成了游击队歇脚的地方。她从不问那些队员叫啥，只管烧水做饭，招呼他们吃饱。福生也常帮着劈柴、挑水，娘俩从没抱怨过。村里人渐渐都知道她心善，暗地里都佩服她这份胆量和心肠。
到了1947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扫荡村庄，把所有人都赶到村口空地，拿枪逼着交出地下党。区委领导人已经被抓，当场被杀，尸体就扔在那儿，吓得村民大气不敢出。敌人头目是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军服皱得像抹布，腰里别着把手枪，凶神恶煞地嚷着要抓共匪。刘桂英站在人群里，瞅见不远处两个区小队负责人被士兵围住，手绑得死紧，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她认出其中一个是常来家吃饭的小王，另一个是新来的队员。她攥紧手里的布包，脑子转得飞快，知道这两人要是暴露，准没命。她豁出去，挤开人群，拉住两人就往外走，嘴里嚷着这是她儿子。她还瞅见旁边有个年轻队员，衣服破得像筛子，吓得站都站不稳。她一咬牙，又拉上这人，说自己有三个儿子，硬着头皮往外拽。三个人被她拉得踉踉跄跄，她手劲大得像铁钳，死死攥着不放。 敌人头目盯着她，眯着眼问她到底有几个儿子。刘桂英挺直腰板，声音不抖，说有三个。她拉着三个人就往人群外走，手背青筋都鼓起来了。敌人头目皱着眉，没看出啥破绽，就挥手让他们走。就在这当口，人群里突然冒出一声喊，喊的是“娘”。那是李福生的声音。
刘桂英身子一僵，转头一看，福生被两个士兵押着，手腕被绳子磨得渗血。他挣扎着想往她这边靠，嘴里还在喊。 敌人头目愣了一下，立马狞笑着走过去，揪住福生衣领，拖到刘桂英面前，指着她鼻子问为啥又多出个儿子。刘桂英嘴唇抖了抖，手在袖子里攥得死紧，指甲都掐进肉里。她知道，只要承认福生是她儿子，刚刚救下的三个队员肯定暴露。她咬紧牙关，说这个不是她儿子，自己只有那三个。敌人头目冷笑，举起手枪，枪口直顶福生的额头。福生身子抖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再出声。刘桂英低着头，盯着地上的泥巴，手指攥得更紧，血丝都渗出来了。枪声一响，福生倒下去，血从额头淌出来，染了一地。人群里有人抽泣，却没人敢动。刘桂英腿软了一下，咬住手背，硬是没让自己倒下去。她拉着三个队员快步离开，步子迈得又快又沉，泥巴沾满鞋底。 她把三人带到村外的小树林，松开手，催他们赶紧走。三人低着头，小王说了句啥，刘桂英摆摆手，声音哑得像砂纸，让他们别废话，快跑。等人走了，她才慢慢转回村口。
福生的尸体还躺在那儿，血凝成暗红色，脸上还挂着惊恐。她跪下来，抖着手解开福生手上的绳子，用一块旧布盖住他的脸。她的手粗糙得像树皮，动作却轻得像怕碰疼他。她哭得撕心裂肺，声音在村头回荡，像要把心都喊出来。三个队员站在远处，低头抹泪，承诺以后给她当儿子，替福生尽孝。 敌人撤走后，游击队在村里休整。刘桂英没回自己那间破屋，跟着队伍帮着做饭、缝衣服。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缝针的时候手抖得厉害，但她从不歇着。战士们吃着她做的饭，总觉得有股家里的味儿。1949年解放后，当地政府给她颁了个荣誉称号，安排她住进村里一间小屋，门口种了棵槐树，那是福生生前最喜欢的。三个获救的队员每年都来看她，带点米面，帮她劈柴挑水。她从不多说啥，只默默收下，眼神总盯着那棵槐树。1965年，她去世，村里人自发送葬，墓旁那棵槐树长得更茂盛了。她的故事被写进地方史志，成了那段苦日子里的一个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