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父来我家时，他还没结过婚，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我妈比他大七岁，三十岁了。

我继父来我家时，他还没结过婚，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我妈比他大七岁，三十岁了。 我是最大的才七岁，大弟弟五岁，小弟弟二十二个月。 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背着个帆布包，站在我家那三间土坯房门口，手足无措地搓着手。我妈把我们三个往前推：“叫张叔。”我攥着大弟弟的手，往后缩，小弟弟吓得直哭，尿湿了我妈的裤腿。 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三个苹果，红通通的，在那年月是稀罕物。“给孩子们吃。”他声音有点抖，苹果递过来时，我看见他手背上有块烫伤的疤，是在砖窑厂干活时被热水烫的。 村里人都说他傻：“一个没结过婚的小伙子，娶个带仨娃的寡妇，图啥？”他听见了，只是笑笑，扛起我家漏雨的屋顶上的茅草，一趟趟往房顶上运。 我妈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他每天天不亮就去砖窑厂上班，中午回来给我们做饭，晚上还要帮我们缝补衣服。我总看见他坐在煤油灯下，戴着我妈用硬纸板做的眼镜，一针一线地补我磨破的鞋底，针扎到手了，就往嘴里吮一下，接着缝。 大弟弟五岁那年得了脑膜炎，高烧不退。他背着弟弟往公社医院跑，三十里山路，跑了两个小时，鞋底都磨穿了。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孩子就没救了。他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回来时，眼睛熬得通红，却笑着说：“没事了，咱儿子没事了。”那是他第一次叫我们“儿子”。 我上小学时，总有人笑话我：“你爸是后爹，早晚不要你。”我回家哭着问他：“你是不是要走？”他正在劈柴，斧头“哐当”掉在地上，蹲下来抱着我：“傻闺女，爸不走，爸要看着你考上大学，走出这山沟。” 他说到做到。我上初中要去镇上，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送我到十里外的车站，手里总提着个布包，里面是给我带的馒头和咸菜。有次下大雨，山路滑，他背着我走，脚下一滑，两人摔在泥里，他却把我护在怀里，自己胳膊擦出了血。 “爸，我不上学了，帮你干活。”我看着他胳膊上的伤疤，眼泪掉在泥里。 “胡说。”他给我擦了擦脸，“爸这辈子没文化，只能在砖窑厂卖力气，你得有出息，让你妈和弟弟们过上好日子。” 他在砖窑厂干了十年，落下了严重的肺病，一到冬天就咳嗽得厉害。我考上高中那年，他把攒了半辈子的钱拿出来，给我买了辆自行车，是全村第一辆女式自行车。“以后不用走路了，省点力气学习。”他笑着说，却咳得弯下了腰。 我上大学那年，他去送我，穿着唯一一件没打补丁的蓝中山装，是我妈连夜给他熨的。火车开动时，他跟着跑了几步，大声喊：“闺女，缺钱就说，爸给你寄！”我看见他鬓角的白发，比我妈还多，心里像被啥东西扎了一下。 工作后，我想接他和我妈去城里，他不肯：“我在这山沟待惯了，砖窑厂虽然倒闭了，我还能种点地，给你弟弟们搭把手。”大弟弟开了家汽修店，小弟弟当了老师，都是他供出来的。 前年他病倒了，肺癌晚期。我们姐弟三个轮流照顾他，他却总说：“别耽误你们工作，我没事。”有天我给他擦身，看见他背上有块很大的疤，问他咋弄的。 “你忘啦？”他笑了，咳嗽得更厉害了，“你小时候掉进冰窟窿，我跳下去救你，被石头划破的。” 我这才想起，那年我七岁，在河边滑冰，掉进了冰窟窿，是他跳下去把我救上来，自己冻得大病一场，差点没挺过来。 他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大弟弟抱着他的遗像，哭得撕心裂肺：“爸，你还没坐过我修的车呢！”小弟弟给学生们上最后一课，讲的是“感恩”，讲着讲着就哭了。 我跪在他坟前，烧着他给我缝过的鞋垫，上面的针脚歪歪扭扭，却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爸，你说要看着我结婚生子，我做到了，我儿子都上小学了，他说要像外公一样，做个好人。” 风吹过坟头的青草，沙沙作响，像他当年给我讲故事时的声音。我知道，他没走，他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姐弟三个把日子过成了他希望的样子——大弟弟的汽修店生意兴隆，小弟弟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老师，我在城里安了家，每年都带着孩子回来，给他和我妈上坟，告诉他们：“爸，妈，我们过得很好，你们放心吧。” 现在我儿子总问：“外公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他：“外公是个普通人，却用一辈子做了件最不普通的事——他用爱把三个不是亲生的孩子，拉扯大，教他们做人，让他们知道，啥是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