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有个国外代表团提出要见大数学家陈景润，因为他把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进到了1+2，接待的人心想1+2不等于3吗？这是什么难题，再说，他也没有听说过国内有这个数学家。 陈景润1933年出生在福建福州，家境贫寒，小时候体弱多病，差点没活下来。他上中学时，数学老师讲到哥德巴赫猜想，说这是数学界的“珠穆朗玛峰”，谁能证明就是大英雄。陈景润一听，眼睛都亮了，从那时候起，他就立志要啃下这块硬骨头。1950年，他考上厦门大学数学系，成绩拔尖，宿舍里天天熬夜看书，桌上堆满数论教材，纸边都翻毛了。毕业后，他先被分到北京一所中学教书，可他一口闽南口音，讲课磕磕巴巴，学生听不懂，学校领导觉得他不适合，第二年就把他调回厦门大学，干起了图书馆资料员的活儿。 在图书馆，他一边整理书，一边偷偷研究数学。1956年，他写了一篇《塔内问题》的论文，改进了大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成果。华罗庚看到后，觉得这年轻人有两把刷子，亲自写信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到了北京，陈景润一头扎进数论研究，每天在办公室里算啊算，草稿纸攒了一麻袋又一麻袋。1966年，他在简陋的条件下，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1+2”，也就是每个足够大的偶数都能写成一个素数加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的和。这成果一出，国际数学界炸了锅，外国人管它叫“陈氏定理”，说这是离猜想真相最近的一步。 可国内陈景润的名气几乎为零。1972年春天，国外代表团来中国科学院访问，点名要见陈景润，接待人员小李傻眼了。他翻遍名册，找到这个名字，可完全不知道这人干了啥大事。更搞笑的是，听到“1+2”，他还以为是小学算术，心想这算啥难题？后来他找数学所的领导一问，才弄明白哥德巴赫猜想是个200多年的老大难问题，陈景润的成果让全世界数学家都服气。小李赶紧联系数学所，同事一听陈景润，乐了，说这家伙是个怪人，天天窝在6平米的小屋里算数，饭都顾不上吃，衣服也不换，40多岁了还没结婚，整天就知道钻研数学。 代表团终于见到了陈景润。他瘦得像根竹竿，穿着旧中山装，头发乱糟糟的，手里捏着一支磨得快没了的铅笔。外国科学家围着他问东问西，他回答得条理清楚，公式写得满满一黑板。代表团还去了他的小屋，屋里除了床、桌、椅，啥也没有，桌上堆着草稿纸，地上好几个麻袋装满演算废纸，角落里几件脏衣服和空药瓶随便放着。外国数学家看得直摇头，说在这么艰苦的地方还能干出世界级成果，真是奇迹。这次访问传到国外，西方媒体纷纷报道，称陈景润是“中国的数学隐士”。 1977年，全国要开科学大会，报纸想宣传点正能量，决定写陈景润的故事，任务落到了作家徐迟头上。徐迟不是数学家，但他下了狠功夫，查了一堆哥德巴赫猜想的资料，还啃了陈景润的论文。他跑到数学所，找陈景润的同事、老师、同学聊天，攒了一堆素材。有人告诉他，陈景润在图书馆借书，专挑最厚的数论书；有人说他算数算到饿晕过，硬撑着不休息；还有人说，他晚上坐在走廊长椅上看书，看到天亮。徐迟还去了陈景润的小屋，麻袋里的草稿纸足有几百斤，桌上的纸两面都写满公式，字迹工整得像印出来似的。 1978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登在《人民日报》上，全国上下都炸了。老百姓抢着买报纸，工厂里工人围着读，学校里学生也传着看，连“1+2”这词儿都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文章把陈景润写得接地气，讲他怎么吃白饭拌酱油，怎么省时间搞研究，读者一看，觉得这人不光是数学家，还是个苦行僧。国外媒体也跟风报道，《纽约时报》说他是“逆境里的数学天才”。一时间，陈景润的名字火遍大江南北，连带着哥德巴赫猜想都成了家常词。 陈景润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名气，他有点懵，压根不知道咋应对。他还是老样子，住在那间6平米的小屋，穿着旧衣服，吃着最简单的饭，继续埋头算他的公式。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站上领奖台，手里捧着证书，瘦削的脸上没啥表情。1982年，他因为“1+2”证明拿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礼堂里掌声响得震天，他只是低头鞠了个躬。国外好多大学请他去讲学，他大多推了，宁愿留在北京接着研究。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因病去世，62岁。1999年，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陈景润星”，是对他一生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