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嗣鹤，在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回国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1963年，他应华罗

闵嗣鹤，在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回国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教授，1963年，他应华罗庚邀请参加数学研讨会，去到会场却空无一人，备受冷落，这让他气愤不已。 闵嗣鹤，1913年3月25日生于北京，祖籍江西奉新，从小就展现出对数学的惊人天赋。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埋头钻研数论，笔记写得密密麻麻，常常熬夜推导公式。毕业后，他在中学当过老师，讲课清楚明白，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他的才华很快被清华大学看中，聘为助教，开始踏上学术道路。在清华，他认真备课，板书工整，讲到复杂公式时，总能用简单例子让学生豁然开朗。为了追逐更深的学术目标，他考取公费留学，远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牛津，他每天泡在图书馆，手指翻动厚重的数学书，专注于解析数论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深入探讨了三角和估计问题，论证严密，得到导师的高度认可。博士毕业后，他又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与世界顶尖数学家切磋，学到不少前沿思路。 回国后，闵嗣鹤先在清华大学任教，讲课幽默风趣，课堂上学生总是坐得满满当当。他研究解析数论，特别是在黎曼Zeta函数和哥德巴赫猜想相关领域，成果频出，华罗庚都说他“研究工作地位重要”。后来，他调到北京大学，继续当教授，教书育人两不误。他不光自己研究，还特别爱带学生，手把手改论文，耐心解答问题。学生们提起他，都说“闵老师讲课像讲故事，枯燥的数学也能听出乐趣”。他的学术贡献和教学热情，让他成了数学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1963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办了一场数学研讨会，主题是解析数论和哥德巴赫猜想，华罗庚亲自邀请闵嗣鹤参加。闵嗣鹤接到邀请，格外重视，提前好几天整理讲稿，推敲报告内容，准备和同行们好好交流一番。会议当天，他带着满满的期待，准时来到数学研究所的会议室，却发现会场空无一人。他确认了时间地点没错，坐在椅子上等了半天，始终没人出现。这场无人到场的会议，让他感到莫大的冷落，气愤之情可想而知。 原来，华罗庚因故无法到场，其他同事也因为各种原因缺席，消息却没能及时传到闵嗣鹤这里。他一个人在空荡的会议室里，面对精心准备的讲稿，只能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就在这时，陈景润匆匆赶到，手里抱着一堆书，解释自己因为钻研问题忘了时间，迟到了。他还提到华罗庚的缺席和同事们的情况，表示歉意。闵嗣鹤听完，气消了大半，主动提出帮陈景润看看他研究的难题。两人坐下讨论，原本冷清的会场终于有了学术的火花。 这场意外的冷落，没让闵嗣鹤记恨，反而让他和陈景润结下了缘分。他看出陈景润对数学的痴迷，也感受到对方在学术上的孤单。从那天起，他开始关注这个年轻人，愿意花时间指导他。这次无人问津的研讨会，成了两人学术情谊的起点，也为后来的合作埋下了种子。 从1963年的研讨会开始，闵嗣鹤和陈景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陈景润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时，经常遇到难题，总是第一时间想到闵嗣鹤。他拿着厚厚的稿纸，跑到闵嗣鹤家求教。闵嗣鹤从不推辞，认真听他讲思路，帮他分析问题，指出公式里的漏洞。陈景润最初写出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足足200多页，逻辑复杂，难以发表。闵嗣鹤接过稿子，花了三个月逐页审阅，熬夜改到眼睛发红。他不仅确认证明正确，还建议精简结构，让论文更清晰。 在华罗庚无法直接指导的那几年，闵嗣鹤几乎成了陈景润的学术支柱。他像个大哥哥，陪着陈景润一遍遍修改论文，推敲每一个步骤。陈景润性格内向，不善表达，闵嗣鹤就鼓励他多写多练，帮他把想法整理成文字。1970年，陈景润拿出一版简化的证明，交给闵嗣鹤审核。那时候，闵嗣鹤已经因为过度劳累得了心脏病，身体很虚弱。他每天只能看几页，停下来歇一歇，再接着看。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审完全部稿子，确认无误后，拍着陈景润的肩膀，叮嘱他再细化。 闵嗣鹤从没对外说过自己为陈景润花了多少心血。他觉得，帮助年轻人是分内的事，没必要张扬。可他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走路得拄拐杖，脸色苍白。1973年10月10日，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60岁。在告别仪式上，陈景润站在人群里，泪流满面，手里紧紧攥着一束白菊。他知道，没有闵嗣鹤的指导，自己不可能在哥德巴赫猜想上走那么远。 闵嗣鹤的贡献，不像陈景润那么家喻户晓，但他在解析数论和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里的付出，实打实地推动了中国数学的发展。他教过的学生，改过的论文，指导过的研究，都是他留下的宝贵财富。他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却用一生的默默奉献，照亮了别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