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金庸被浙大聘为博导，可没一个学生选他当导师。第二年，金庸仍没招到学生。第三年，金庸还是尴尬的光杆博导。2003年他招到3名博士，但这三名博士为金庸带来了更大的尴尬。 提到金庸，他可是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书粉众多。 然而，他在浙大任教却没有学生选他。 好不容易，有仨人选他，反而让这位文学界的泰斗感到十分尴尬。 那么，这三位学生究竟是谁呢？ 当年，又是何种原因，没有人选金庸当导师呢？ 1999年，浙江大学为了提升学校的人文影响力，以极高礼遇聘请时年75岁的金庸先生出任人文学院院长。 此举轰动一时，被视为学界与大众文化的一次破冰联姻。 2000年，金庸再被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 在公众想象中，这位著作等身、学养深厚的文学泰斗，指导博士生应是顺理成章、门庭若市。 然而，现实却如此反常。 2000至2002年，连续三年，金庸的博导名额竟无人填报。 这在崇拜金庸武侠文化的华人社会，堪称奇闻。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并不是金庸魅力不再，而是学术圈自有其冰冷逻辑。 博士生选择导师，首要考量的是学术资源、研究方向契合度及导师的实际指导能力与精力。 金庸虽为文学大师，但其成就核心在于创作而非学术研究。 他缺乏系统的学术训练背景、未曾发表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更无指导博士论文的成熟经验。 对于追求严谨学术成果，发表论文、谋求未来发展的博士生而言，选择一位“名人导师”，风险远大于收益。 此外，金庸的院长职务和盛名带来的事务性负担，也让学生担忧其能否投入足够时间进行细致指导。 转机出现在2003年，三位背景迥异的学生最终选择了金庸。 然而，这并未缓解错位，反而将其推向高潮。 卢敦基，时任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资历深厚，本身已具备博导资格。 他拜入金庸门下，动机更多是出于对偶像的景仰与近距离接触大师风范的愿望，而非寻求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指导。 师生关系在此更像一种象征性的“亦师亦友”，甚至带有些许“倒挂”色彩。 王剑，入学时满怀对“绝对大师”的憧憬，却遭遇了更具戏剧性的转折。 入学未满一年，她便接到学校通知，需更换导师，因金庸已提出辞职。 更令人愕然的是，王剑后来坦言，在整个博士学习期间，她从未有机会与名义上的导师金庸本人进行过实质性的学术交流或面谈。 金庸的博导身份，对她而言，几乎仅存于名册之上。 朱晓征的经历则最为典型地揭示了核心矛盾。 她本科北大、硕士清华，学术背景优异。 面试时，她提出研究先秦儒家人物曾子，金庸基于自身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了解，认为尚可驾驭，遂同意接收。 然而入学后，朱晓征研究方向转向更为专深的“阴阳五行”学说。 面对学生的新选题，金庸坦诚相告，“五行和阴阳我不太懂。” 他建议朱晓征去听相关领域专家的课程。 这诚实的回应本是学者本分，却让怀抱学术钻研期待的学生感到失落。 更令朱晓征不满的是金庸的指导方式，他更倾向于带领学生参加诸如“华山论剑”等文化论坛活动，体验宏观文化氛围，而非进行微观、具体的学术问题探讨和论文写作的系统性指导。 这种偏重文化传播与实践、疏于学术规范训练的模式，与朱晓征等对严谨学术研究有明确诉求的学生期望严重不符。 矛盾逐渐积累，朱晓征甚至公开表达了对导师教育方式的质疑。 朱晓征的质疑，迅速被媒体捕捉放大，成为公众热议话题。 更引人注目的是，金庸的学术能力开始受到学界内部更为直接的审视和批评。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公开指出，金庸在南大演讲时曾出现历史、政治方面的常识性错误，直言其学术水平“在南大当个副教授都不够格”。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忠礼等学者也委婉表达了对其学术资历的保留态度。 浙大当初的聘任，或许更多看重金庸无与伦比的文化影响力与象征意义，却相对忽视了博士生培养这一高度专业化工作对导师学术研究背景和指导经验的硬性要求。 多重压力之下，2004年底，金庸正式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及博士生导师职务。 这场持续四年多、始于万众期待、终于尴尬收场的学术跨界尝试，就此落幕。 金庸的武侠世界滋养了亿万心灵，但这并不自动赋予他指导博士论文、培养学术接班人的资质。 金庸离开浙大后，回归到他更熟悉的文化领域，专注于武侠小说的修订工作。 他的浙大岁月，如同一部未完成的“学术外传”，虽非华彩篇章，却在时代镜像中，留下了关于名声、学术与真实价值的独特回响。 主要信源：（浙江日报——浙大校长:金庸为浙大人文学科发展发挥不可替代作用）（钱江晚报——为国为民,此梦常新——追忆金庸先生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时的若干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