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年东吴皇帝孙亮请客吃饭，大将军诸葛恪入宫，自带酒水以防不测，诸葛恪输给了大意，被孙亮轻松除掉。 公元253年十月，建业城的秋风中带着不寻常的肃杀气息，十岁的东吴皇帝孙亮正在筹备一场看似寻常的宫廷宴会，但这场宴会的真正目标，是当朝权势熏天的大将军诸葛恪。 诸葛恪接到邀请时已经51岁，作为孙权临终前指定的托孤大臣，他手握东吴军政大权整整一年，然而这一年来，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安稳。 这位出身名门的权臣有着完美的起点，父亲诸葛瑾是东吴开国元老，叔父诸葛亮更是蜀汉丞相。少年时代的诸葛恪聪明绝顶。 最著名的一次表现是在宫廷宴会上，孙权故意让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写“诸葛子瑜”来取笑他的父亲。诸葛恪不慌不忙地要来毛笔，在下面添上“之驴”两字，瞬间化解尴尬，赢得满堂喝彩。 真正让诸葛恪声名鹊起的是252年的东兴之战，当时刚刚上台的曹魏实际掌权者司马师想要立威，派司马昭率领三十万大军三路进攻东吴。诸葛恪临危受命，采纳老将丁奉的建议，在大雪纷飞的夜晚派三千精兵突袭。 吴军“解铠持短兵”轻装涉水，趁魏军不备发动突袭，魏军大乱争相逃跑，连浮桥都被踩塌，数万人溺死在冰冷的江水中。这一仗让诸葛恪的威望达到顶峰，朝野上下都认为他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 但胜利也让诸葛恪冲昏了头脑，东兴大捷后不久，他不顾“举朝以为不可”的反对声浪，执意发动大规模北伐。滕胤、吕据等重臣都以“数出罢劳”为由劝阻，认为连年征战已经让百姓疲惫不堪，但诸葛恪完全听不进去。 这次北伐选择的目标是合肥新城，诸葛恪亲率二十万大军围攻。然而魏军守将张特却给他上了一课。张特假意投降，对诸葛恪说：“王师远来，将士疲劳，请息一日再降。”诸葛恪竟然相信了这个拙劣的拖延术，给了对方一夜准备时间。 张特连夜“彻屋取材”，拆掉城内房屋来加固城防。第二天翻脸不认账，死守城池。这场本来可能速战速决的攻城战，拖成了持续数月的拉锯战。 吴军在围城过程中爆发疫病，《资治通鉴》记载“吴士卒疲劳，加以疾疫，死者大半”。诸葛恪眼看大势已去，只能灰溜溜地撤军回国。 这次惨败让诸葛恪的威望一落千丈，军民“众庶失望，怨讟兴矣”。但诸葛恪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变本加厉地实行高压统治。他“更治宫室”大兴土木，“苛法峻刑”严酷执法，甚至因为公文格式不合规范就处死了主簿。 这些举动彻底激化了他与少帝孙亮、宗室孙峻的矛盾。孙权去世时，诸葛恪的权力完全来自遗诏的合法性。当北伐失败削弱了他的威望后，失去年轻皇帝的信任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 253年十月那个致命的夜晚，诸葛恪已经察觉到危险，《三国志》记载他“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整夜无法入睡。第二天进宫时，他甚至佩剑而入，但这点防备在精心设计的陷阱面前毫无意义。 孙峻早已在帷帐后埋伏好刀斧手，宴会开始后，他先是假意劝酒，然后突然掷杯为号。当埋伏的武士一拥而上时，这位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竟然慌乱到连佩剑都拔不出来。 诸葛恪被杀时年仅51岁，“素为吴人所恶，而轻脱无防”。陈寿在史书中评价他“矜己陵人，终致倾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失败的根本原因。 诸葛恪的悲剧其实很有代表性，作为三国时期最后一批托孤大臣，他和蜀汉的李严、曹魏的曹爽都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有着出色的才能，都获得过先帝的绝对信任，但最终都在权力斗争中败北。 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托孤大臣的权力本质上是脆弱的。他们的合法性完全依赖于已逝君主的遗诏，一旦新君成年或者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冲突就不可避免。而诸葛恪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致命错误：他把军事才能当成了政治资本，把一次偶然的胜利当成了永久的护身符。 他完全误判了形势，东兴之战的胜利确实辉煌，但这场胜利更多是因为魏军轻敌冒进，而不是吴军实力的真正体现。 在三国后期，魏国的国力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东吴根本不具备北伐的条件。诸葛恪的盲目自信，让他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从建业城那场致命宴会距今已经1700多年，但诸葛恪的故事至今还在提醒着人们：才能和权力是两回事，胜利和智慧也是两回事。在任何时代，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力，都比单纯的聪明才智更加重要。 《三国志》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