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一生致力于历史和教育事业，创办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他就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台北荣总医院，95岁的钱穆在病床上闭上了双眼，两个月前他被迫离开居住22年的素书楼，这位史学大师的最后时光，成为两岸文化史上最令人唏嘘的一页。 那年6月台北市议会突然通过决议，要求钱穆搬离素书楼，理由是“收回公产”，但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真正原因是这位老人拒绝为特定政治立场背书。当时钱穆因白内障几近失明，需要学生搀扶才能行走，搬家对他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这位被誉为“史学四大家”的学者，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传奇，1895年生于无锡钱氏家族，虽然家境中落没能上大学。 但天赋异禀的他在苏州中学任教时完成了《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让顾颉刚刮目相看，直接推荐他到燕京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时期，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堂常常座无虚席，连外系学生也争相旁听，历史学家许倬云至今还记得，“他讲制度史如说故事，枯燥的典章制度在他口中变得生动有趣”。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就是这样被钱穆的学识魅力所征服。 1949年钱穆南下香港，在桂林街一间简陋的铁皮屋里创办了新亚书院。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教师薪水常常拖欠，但钱穆和牟宗三、唐君毅等学者依然坚持办学。为了筹措资金，钱穆曾连续演讲36小时，最终促成新亚书院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 1967年钱穆移居台湾，在外双溪的素书楼安顿下来，这栋小楼成了台湾文化界的圣地，蒋经国、严家淦等政要都曾登门请教。钱穆在这里完成了大量著作，每天伏案工作到深夜，用他那支不停的笔记录着对中华文化的思考。 然而1980年代后期，时代的风向变了，钱穆坚持“两岸文化同源”的观点，认为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应该被政治分割，这个看法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加上他拒绝为特定政治立场站台，渐渐与官方氛围产生了分歧。 钱穆的“文化统一论”确实与当时的政策存在冲突，一个专注学术的老人，却被卷入了政治的旋涡，这或许是他始料未及的。 1990年的那场风波，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搬离素书楼后，钱穆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弟子逯耀东回忆，老师最后的手稿字迹颤抖，仍在考证《礼记》的内容。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放下对学术的执着。 更令人遗憾的是，钱穆生前曾希望将骨灰归葬太湖之畔，但这个愿望至今未能实现。他的墓地在台北外双溪西山，面朝大陆的方向，仿佛在默默诉说着一个游子对故土的思念。 钱穆一生著述85部，其中《国史大纲》影响最为深远。他在序言中写道：“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历史应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这句话写于抗战烽火中，如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设立“钱穆讲座”，纪念这位创校功臣。2021年无锡市政府修复了他的故居“素书堂”，让更多人了解这位史学大师的生平。 一个学者的晚年悲剧，折射出的是时代的复杂与无奈，钱穆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士不可以不弘毅”，他的学术成就超越了政治纷争，成为两岸共同的文化财富。 正如他在《国史大纲》中所说，历史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钱穆的一生，就是在为这个民族的文化传承而努力。他的离去不仅是学术界的损失，更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损失。 今天我们回望这位史学大师的人生轨迹，既为他的学术成就而自豪，也为他的晚年遭遇而痛惜。但无论如何，钱穆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勇敢前行。[月亮] 信源： 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学年鉴》 钱穆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