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常州。夏天的风裹着热浪扑面而来，武进女子师范学校里，一场不被允许的情感正悄然生长。他26岁，已婚，是任教的国文老师，名叫艾青。他写诗，讲鲁迅，带着革命浪漫主义的狂热与艺术家的敏感。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十五岁的学生身上。女孩叫韦嫈，扎着两条麻花辫，皮肤白净，眼神倔强。她是全校公认的“漂亮女学生”，更是文学社的宠儿。 那年夏天，她即将回家省亲。他不愿她走。傍晚，湖边，艾青突然跪下，手指着水面，声音压低：“你若走了，我就跳湖。”没人知道，那句威胁是真还是演。但她愣住了，走不了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被一位成名诗人的决绝拽进了爱与责任的旋涡。 这段师生恋在当时，是越轨，是禁忌，是冲突。可对艾青而言，是灵魂碰撞的宿命。他不顾已婚身份，不惧世俗压力。三年后，1939年6月20日，两人正式结婚。他带她辗转延安、重庆，四处漂泊。他们有了四个孩子。艾青在战火中写诗，她在厨房洗衣带娃。生活的车轮滚滚向前。 可浪漫一旦落地，就变成了柴米油盐。长时间的动荡与贫困，没能磨平他的诗心，反而让他渴望理解与共鸣。她沉默，他远行。裂缝，慢慢出现。到了1955年，一切变了。 这一年，艾青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他已是中年，文学地位稳固。他遇到了高瑛，一位年轻女编辑，只有23岁，已婚，有两个孩子。她身上有韦嫈不再具备的东西——激情，崇拜，还有文化上的共振。他被她吸引，不加掩饰地展开追求。比起当年湖边跪求的戏剧化，这一次，他更直接，更猛烈。 韦嫈察觉得很快，她没有哭闹，只是静静去法院起诉离婚。她终于明白，当年的湖边一跪并非永恒誓言，只是一场情绪冲动。法院判决离婚，她带走了最小的孩子，其他的留给艾青。婚姻结束，她回到原本的人生。艾青转身，开始新一段感情。 1956年3月27日，艾青和高瑛结婚。当年他46岁，高瑛23岁，整整差了22岁。这一次，他没有隐藏，也没有挣扎。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艾未未。后来，他们还有了第二个儿子艾丹。 但现实没有因为爱情而温柔。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被发配黑龙江，后又流放新疆。他人生最苦的十年，正是和高瑛共同走过。那时候，他被人唾弃，被冷落在体制之外。她没有离开，也没有抱怨。带着孩子，跟他住在荒凉的劳动营地。他写，她抄。他沉默，她撑着生活。 时间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他平反，重新被接纳。他复出文坛，继续写作，成为中国现代诗的象征。他曾写“大堰河”，写“北方”，写“黎明的通知”。晚年，他终于回到了文坛的高处。身边仍是高瑛。韦嫈此时已淡出公众，独自过着清静日子。 1996年5月5日，北京。艾青去世，享年86岁。高瑛在身边。他走得安静。身后留下六个孩子，两段婚姻，一个动荡半生的爱情地图。 这是一位诗人的私人史，也是一段时代的情感切面。他从湖边跪地的年轻教师，到追求有夫之妇的中年文人，再到被放逐后坚定不移的老伴陪伴。他的爱情，从来不是单线的忠诚，而是多维的纠结。他用诗写信仰，用情书写欲望，用婚姻证明选择，也用离婚背叛承诺。 韦嫈，是那个被命运选中的少女。她爱过，痛过，挣扎过，最后放下。她曾被艾青一跪惊天动地，却也被他一次转身彻底放逐。她曾试图成为他生命的永恒，却最终明白，她只是他生命中的一站。 而高瑛，从一个被追求的年轻女子，变成了在政治风浪中不离不弃的妻子。她不仅见证了艾青的才华，也承担了他的命运。她把丈夫当成理想，把孩子当成延续。在荒原与孤岛之间，她熬过了寒冬，换来了春天。 这三个人，纠缠了半个世纪。他们之间，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各自的选择与承受。他们的人生，是一首现实主义的长诗，有热烈，有哀伤，有分裂，有和解。它不写在课本里，却刻在时代的边角。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爱情与背叛。 这场从湖边开始的爱情，最终在北京落幕。留下的不只是回忆，还有历史本身的温度与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