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一个深夜，八路军高玉楼忙里偷闲，联络工作忙完跑回家。不料半道上被伪军便衣认出，等高玉楼发觉，伪军已将其包围。马玉楼暗叫不好，他将大袄快速脱下往头上一盖，掏出驳壳枪对天连开两枪，伪军顿时大乱。 冬夜的风像刀一样刮在脸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高玉楼在街角停了一下，眯着眼扫了一圈。他今天负责接头，任务刚结束，顺道绕路回家。小镇不大，路熟人多，他得小心再小心。可他不知道，此刻街道转角处已经藏着一双眼。 那是个穿便衣的伪军，常年潜伏镇口，专门盯八路出没。一看高玉楼的步伐，眼神，心里顿时一紧。他不是一般人，那身形，那警觉的眼神，似曾相识。等他缓缓起身，高玉楼心头也咯噔一声。他没露怯，继续往前走，但脚步放慢了。 几秒钟后，四周窜出三四个人，一声不吭地围了上来。路口，墙角，屋檐，全是伪军便衣。这不是巧遇，是早盯上的陷阱。 高玉楼知道情况不对。他没往回跑，也没乱喊，只是猛地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猛地往头上一盖，身子一低，从大袄底下掏出驳壳枪，直接朝天开了两枪。枪声划破夜空，像在吼叫。 伪军一愣，有人趴下，有人往旁边一闪，还有人拔枪瞄准。可黑夜中没人知道高玉楼躲哪去了。他趁乱飞身往巷子里一钻，几步就没了影。 枪声惊动了镇上民兵，一时间乱成一锅粥。有人以为八路大部队来了，有人扔了枪直接跑。伪军乱成一团，街口空了个缝，高玉楼顺势溜到老街后巷，绕出镇外。 他一路小跑，翻过两段矮墙，穿过一片土坟地，喘着粗气跑进柳树林，直到听见远处一声鸟叫暗号，才停下来。 这不是高玉楼第一次在敌人眼皮下脱险，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是八路军冀南根据地情报员，常年游走敌后，打入伪政权系统，搜集日伪动向。白天是小商贩，晚上是联络员。他背的情报，能决定一场伏击成败。他不能被抓，也不能暴露身份。 他有个家，就在镇里，可一年回不了几次。每次回家，都是在战斗间隙偷偷溜回去，看看老婆孩子，再匆匆离开。那天就是这样。他接完一个外线联络，想着离家不远，天又黑，就跑回去看看。结果半道被识破，差点命丢街头。 事后，他把那件大袄扔了，换上灰布短褂。枪也埋了一半，留下一半备急用。他明白，敌人不会善罢甘休，自己也不能再冒险露面。从那以后，他转入更深层的地下联络，开始化名活动，再没踏进镇里一步。 那年整个冀南形势紧张，日军推行“三光政策”，村村被扫荡，镇镇设据点。情报工作成了游击战最关键一环。高玉楼跟几个同志连成一线，组成一个隐蔽小组，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编情报。情报送出去的方式千奇百怪，有时候藏在鸡蛋壳里，有时候卷进裤带缝里，有一次甚至缝进了孩子的鞋底。 一次，他收到线报，说某日军分队要调动物资，准备在北山设伏。他亲自踩点，绕了大半夜，确认消息属实后连夜赶回根据地。那场伏击打得漂亮，击毙日军十余人，缴获大批物资，直接让敌军驻地炸了锅。 可他从不居功，干完活就走，像影子一样。只有战友知道，这个看着瘦高沉默的中年人，是八路军情报线上最稳的一环。 后来有一次他差点没回来。那年秋天，他被特务尾随，进山途中遭遇围剿。他在一处石崖下躲了三天三夜，只靠一口干粮和一瓶水硬撑下来。出来时整个人像干尸，脸黑手肿。可他手里攥着那张油纸信封，内容一字未损。 再后来，他调到冀中，负责整合破译文件。人们只记得他戴着眼镜，背个破书包，坐在角落里不声不响。直到战争结束，才有人翻出那段档案，上面写着——“该同志代号‘鹿’，为抗战时期情报系统骨干，多次在重围中传递核心信息，为胜利作出极大贡献。” 他没参加过大场面战斗，也不曾出现在报纸头条。他只是个夜里开两枪、白天翻墙爬坡、靠一口气撑下来的情报员。但正是这类人，像钢针一样，穿透敌人的防线，让我们赢下战争。 夜还在继续，路还在延伸。枪声早已停息，但那些跑在黑夜中的身影，从未停下。高玉楼的故事，只是千千万万抗战无名者中的一个。 可那一夜，那两声枪响，至今还在山谷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