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变态的纳粹士兵将女囚集中到广场，把身材不符合标准的都丢进焚烧炉。这些被杀的妇女直到临死才明白，艾希曼所谓的承诺不过是骗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4年冬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广场上，一群犹太女性囚犯被党卫军士兵驱赶着，命令她们在刺骨的风雪中脱光衣服，绝望的哭喊混杂着焚化炉飘来的焦糊气味。 有人颤抖着问起那个虚假的承诺：“不是说做完检查就送去做工吗？”而回答她们的，是士兵叼着烟圈的冷笑：“犹太女人的命，也算人命？” 幕后操控这一切的，是一个叫阿道夫·艾希曼的男人，但谁能想到，这个后来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的人物，日常生活中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官僚...... 1906年，艾希曼出生在德国，后来随家迁往奥地利，学业平平，连机械工程的文凭都没拿到。 平日里，他的办公桌上会摆着妻子烤的苹果派，周末则带儿子去公园喂鸽子，这样一个看似“正常”的人，最后却一步步变成了杀戮机器上的关键齿轮...... 当时艾希曼的职业生涯始于经济动荡的年代，他做过体力活，也当过销售员，直到1932年，才在纳粹思想的蛊惑下加入了党卫军。 后来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他在维也纳负责“驱逐犹太人”的事务，设立移民办公室，两年内就迫使十一万犹太人背井离乡，之后他被调往柏林，全权负责犹太人的“移民”问题。 而到了1942年的万湖会议，他更是摇身一变，成了“最终解决方案”的首席后勤官，亲手协调将数百万无辜生命送往灭绝营的运输计划。 艾希曼的恶，体现在他将屠杀变成了一套冰冷的官僚流程，在柏林的办公室里，他不必亲自动手，却能通过一串串数字和指令决定无数人的生死。 他会拿着计算器核对火车班次，向集中营发出运输指令，一切都像处理日常公务般平常。他曾这样下令：“第12次列车，载500名犹太人，18点发车，优先使用货运车厢。”当下属询问目的地时，他头也不抬地回答：“按老规矩，奥斯维辛。”那语气，仿佛在说“今晚吃香肠”一样轻松。 而在审判席上，他却为自己辩解：“我只是个传声筒，元首的命令总得有人执行。”他坚称自己没亲手杀过一个人，把种族灭绝当成了“工作指标”。 因为在他眼里，那些犹太人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需要处理的货物”，这种将人性锁进制度抽屉、以“服从命令”为借口的恶，远比天生的恶魔更让人不寒而栗。 除此之外，艾希曼笔下的“老规矩”，在1944年的奥斯维辛则意味着人间地狱，即使纳粹政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这里的屠杀也未曾停歇。 新来的囚犯被赶到广场，由党卫军和医生进行所谓“筛选”，能干活的留下，瘦弱或生病的则被判定为“不合格”，直接送往毒气室。 纳粹士兵对待她们，就像处理流水线上的物件，毫无半分人性，艾希曼曾许诺部分囚犯，只要配合就能活命，可这不过是诱骗她们乖乖走向死亡的谎言。 到1944年，奥斯维辛的焚尸炉几乎昼夜不停，烟囱冒出的黑烟遮天蔽日，囚犯们闻着空气中那股焦臭，早已明白所谓的“活命”只是骗局。 当那些被骗的女性最终被拖向焚化炉时，才在绝望中意识到真相，有人当场晕厥，被拖走时还在哭喊着“妈妈……”。 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地狱里，也有人凭借顽强的意志活了下来，法尼娅·费内隆就是其中一位。 她原是法国的犹太音乐家，1943年被捕后送入奥斯维辛，后来因为有点音乐才能，她被选入了女子乐队，为党卫军演奏。 即便乐队的待遇稍好，能多领些面包，但她们每天依旧要目睹同胞被虐杀，自己也随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直到1945年初，苏军逼近，纳粹强迫囚犯进行“死亡行军”，法尼娅也在其中。 之后的她虽然靠着惊人的毅力撑到了解放，但当时的体重已不足30公斤，还染上了斑疹伤寒，她活了下来，回到法国后将这段经历写成书，成为那段历史一份沉重的见证。 至于罪恶的源头艾希曼，战后企图隐姓埋名，逃脱审判，他先是藏在德国，随后于1950年逃到阿根廷，以为可以就此了却余生。 可是，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成功将他抓获，并秘密带回耶路撒冷。 面对法庭上堆积如山的铁证，艾希曼仍旧狡辩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但法官没有被他的说辞蒙蔽，所以在1962年，他被判处绞刑，这迟来的正义，终究为无数亡魂带来了些许慰藉。 艾希曼的故事是一个冷酷的警示：当屠杀被包装成“国家政策”，当暴行被简化为“工作流程”，一个普通人也可能沦为恶的帮凶。 而最可怕的恶，或许就藏在那句看似无辜的“我只是在按规矩办事”的麻木之中。 【信源】《百度百科》阿道夫·艾希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