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

2025年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想向大家公布一个消息，并分享一段我个人的分析。

在过去的一年中，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们团队的研究都表明，即将过去的2025年，只是一个转型之年、过渡之年，即便人工智能等新生事物逐渐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但其实并没有动我们的“奶酪”。

而即将到来的2026，才是真正能带来巨大颠覆，或者至少带来动荡的一年。

需要指出一点，上面的结论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严谨的研究。下面，就来说说我的看法。

正如上文提到的，过去一年只是过渡之年。随着今年年初DeepSeek在中国横空出世，以及过去几年一系列人工智能工具，如ChatGPT逐渐进入我们的生活，2025年其实是人工智能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职业以及各行各业的元年。

在此过程中，我们目前使用的多是大语言模型，而明年开始，大行动模型将登堂入室，这也是香港全球化中心2026年度十大预测之一的内容。

大行动模型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智能体。

虽说当前的大语言模型已经足够令我们惊艳，但它归根结底只是和我们对话，输出通过思考和样本收集得到的结论，没有办法帮我们完成实际的工作。

但智能体不一样，它将真正成为职业、家庭上的助手，比如帮我们订机票、做方案，甚至完成谈判业务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工作。

当然，这是一个逐步迭代升级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2026年，智能体经济将正式登堂入室。

目前，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公司加几个AI雇员，就能创造5千万至1亿美元的收入奇迹。

听到这里，大家不要对AI感到过于惊叹或惊艳。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明年智能体登堂入室后，动的第一个奶酪，恐怕就是劳务市场。

坦率地说，自2022年ChatGPT横空出世以来，AI已经发展了三年多，而AI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推动，远小于对劳务市场的冲击。

这也大致符合过去两百多年科技革命的发展规律，即先带来破坏性，再带来建设性。

但是，人工智能又有所不同。

与过去的机械化、电器化、自动化革命相比，人工智能显然是对生命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

这一点，我在去年上海举行的跨年思想演讲会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

既然对生命构成了挑战，我们便不能将人工智能视作成一次简单、普通的工业科技革命，因为它给未来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既然这样，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我认为，有一个命题是有必要提出来的：未来，从政府到社会，包括到跨国公司，是否能够采取一种有效、智慧且具有预见性的方法，来管理人工智能的发展？

近期，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家，以及一些带有哲学思想色彩的科学家们，都在研究讨论这一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到目前为止，想要进行跨国协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角逐或博弈如日中天，方兴未艾。

即便是在一个经济体或国家内部，跨部门、跨行业的管理本身就充满智慧和哲学色彩，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然而，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迈出管理这一步，就如同坐上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快车，我们将以充满狂热而无助的心情，看着车辆一路向前狂奔。

而最终会产生何种灾难性后果？坦率地说，目前可能只有思想家和哲学家会对此感到忧虑，科学家、企业家恐怕难以引起重视，更不用说社会大众了。

但到了明年，企业家们将会受到因劳务市场带来的诸多问题而深感煎熬，各个政府也将面临由于劳务市场受到巨大冲击而引发的众多社会问题。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严肃的研究团队基于现实情况得出的结论。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将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而我之前也讲过，在2025年，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欧洲严重衰败，被淘汰出局了。

当然，欧洲衰败和出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难民政策是导致欧洲衰败的主要推手之一。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一方面，欧洲面临人才和人力缺乏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在规管方面过于严厉，从而导致人工智能在研究上稍显落后。

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我们能否将欧洲的规管、中美的博弈糅合起来，至少使其不像脱缰的野马那样一路向前狂奔？我认为，这正是现在应当深思的问题。

从科学到哲学，从哲学到政治，从美国到中国，再到欧洲，这些话题听起来似乎很空洞和抽象，但一旦谈到2026年劳务市场将面临重大冲击，企业端和政府端将面临重大挑战，也许我们就能有所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