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壶揭盖启玄机，崇土制水愈沉疴苏叶辛温芳香，善开肺气之郁闭；防风为风药中之润剂，能宣散而不伤津；杏仁苦温，专司肃降肺气。三药相合，一宣一降，轻拨肺气，恰似揭开密闭壶盖，壶嘴水流自出。此即中医著名的“提壶揭盖”法——不直接利水，而是通过宣肺启上闸以通下窍。《医宗必读·水肿胀满》亦云：“水虽制于脾，而实统于肾……其末在肺。”张氏选药更见匠心：时值夏月，麻黄力猛恐致汗脱，故弃而不用，换以平和之品，既合时令，又契病机。二、标去本存：水去正虚隐忧现次日，见患者水泻之势，张隐庵却冷静指出：“未也，此急则治其标耳。”此言道出了中医治病的核心智慧——标本缓急。《素问·标本病传论》明训：“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患者水势汹涌为标急，故先以轻宣肺气速去其水；然“病由火土伤败以致水泛”，脾肾阳虚才是根本。正如《景岳全书·肿胀》所言：“凡治肿者，必先治水，治水者，必先治气……盖气化水自化也。”但单纯利水若不固本，则如无根之木，终将复发。张氏预见：“如此症水虽行，而正气不复，后仍肿胀而死者多矣。”此判断正是基于《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根本原则。三、崇土制水：六君加减固根基水势既退，张氏随即转入治本阶段：用六君子汤去甘缓之甘草，加苍术、厚朴、干姜、附子，汤剂继以丸剂，缓图半年而愈。这一治法深得“脾主运化水湿”“肾主水”之经旨。《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六君子汤益气健脾，复中焦运化之职；苍术、厚朴燥湿运脾，干姜、附子温补脾肾之阳。脾土得健，自能制水；肾阳得温，水有所主。丸者缓也，张氏深知久虚之证非旦夕可复，故先汤后丸，徐徐图之，这与《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思想一脉相承。半载调理，使“脾元复故”，终获全功，正是《内经》“治病必求于本”的完美体现。四、古今镜鉴：误治之弊与医道至理张隐庵在医案末尾的感慨，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至不知发汗行水之法，徒事渗利，久之正气日消，邪气日甚，而死者亦多矣。”中医治水，向有汗、利、下三法。《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早有明训：“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若不明病位、病机，但见水肿即用渗利，恰如后世医家所言“诛伐无过”，反伤正气。当代临床中，不少医者见水肿便投泽泻、车前等利水之品，初期或见小效，久则乏效甚至加重，皆因未明“气行则水行，气滞则水停”之理。张氏此案警示：治水必须调气，治标不忘固本，方为万全之策。这则医案虽简，却贯穿了中医理法方药的精髓：辨证上明辨标本缓急，治法上巧用提壶揭盖，方药上讲究轻重得宜，调护上注重缓急有序。其展现的中医整体观与动态平衡思维，恰是中医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生命力所在。中医之道，不在药味多寡，而在切中病机；不在治法奇险，而在顺应人体自然之理。如张隐庵这般，用三味轻灵之品拨动气机，以半年丸剂修复根本，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合天地之道，这才是中医真正的智慧与魅力。 淄博·广成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