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天津，大汉奸刘四姐作恶多端杀人无数。这一天，几个日本人找到刘四姐，

1942年，在天津，大汉奸刘四姐作恶多端杀人无数。这一天，几个日本人找到刘四姐，说是有任务，欣然前往的刘四姐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死于这几个人枪下。 一九四二年的天津，日本人的太阳旗插在劝业场顶上，横行霸道。老百姓的日子，比黄连还苦。就在这地界儿，提起“刘四姐”这三个字，汉沽一带做小买卖的、拉洋车的，都得打个哆嗦。为啥？她是日本人跟前最得宠的红人，也是同胞眼里最狠毒的母狼。 说起来，刘四姐也不是天生就坏得流脓。她原本也是河北霸县乡下的一个普通农妇，跟着男人过着刨土坷垃的日子。要不是日本人打进来，她可能一辈子也就守着那几亩薄田，生几个娃，平平淡淡地老死。可男人被抓了壮丁，一去不回，她带着个闺女，在乱世里，活得连条狗都不如。 人被逼到绝路上，心里的那点善恶天平，就容易失衡。为了活命，为了让闺女有口饭吃，刘四姐进了城。机缘巧合，或者说是孽缘开始，她攀附上了一个给日本人办事的汉奸保长。 最开始，可能也就是为了那两袋子白面。可权力的滋味，一旦尝过，就容易上瘾。她发现，只要把腰弯得再低一点，对着日本人把笑脸堆得再满一点，她就能从过去那个谁都能踩一脚的农妇，变成可以踩别人的主儿。她心里那个被饥饿和屈辱扭曲了的念头开始疯长：凭什么我得受穷挨饿？ 这念头像藤蔓，一旦发了芽，就再也收不住了。她很快就踹了那个保长，因为她看明白了，保长不过是日本人脚边的一条哈巴狗。她要当，就当主人怀里那条。她够狠，也够聪明，使尽浑身解数，真就搭上了一个叫松井的日本军官。 这下，刘四姐彻底“飞黄腾达”了。她从贫民窟的土坯房，搬进了日租界的小洋楼。粗布衣换成了闪着光泽的丝绸旗袍，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上是血红的东洋口红。她帮着日本人管理“维持会”，实际上就是她的私人刑堂。今天看哪家商铺老板不顺眼，就说人家“通共”，一顿毒打，家产充公；明天听说谁家藏了点金条，就带人上门“搜查”，连地皮都给你刮掉三层。 她最毒辣的，是残害自己的同胞。天津地下的抗日组织，不少人就栽在她手里。她认识的人多，眼又尖，谁家晚上多点了会儿灯，谁家来了个陌生亲戚，她都能给你品出点“抗日”的味道来。经她手送进日本宪兵队的人，就没几个能囫囵着出来的。老百姓背后骂她，可当着她的面，连大气都不敢喘。 然而，她忘了，天津这片土地上，不光有汉奸，更有的是好汉。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早就盯上她了。这根钉子，扎得太深，太毒，必须拔掉。可这活儿，难办。刘四姐精得跟狐狸似的，她住的地方，左边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右边是伪军稽查队，她自己出门，身边随时跟着俩荷枪实弹的保镖。硬来，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就在大伙儿一筹莫展的时候，当时的游-击-队队长李太英想了个险招：“咱们扮成日本人，去请君入瓮！” 这主意，听着就悬。可越是危险的法子，有时候就越管用。因为谁也想不到，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在天津卫里假冒“太君”。 说干就干。队里挑了几个精明强干的战士，找来几套日本军装，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几张“皇军证件”。战士们对着镜子练走路，学日本人那罗圈腿的架势；学说日语，哪怕只会几句“八格牙路”、“你的什么的干活”，也得把那股子蛮横的劲儿学到骨子里。 一切准备就绪。1942年11月的一天，这几个化了装的“日本太君”，坐着一辆黑色轿车，大摇大摆地就开到了刘四姐的洋楼门口。 这时候的刘四姐，正在屋里跟她手下的狗 腿子头儿贾怀水搓麻将呢。手气正旺，赢了不少钱，嘴里哼着小曲儿，那叫一个得意。下人进来通报，说是“皇军”有请，有紧急任务。 刘四姐心里一琢磨，说不定是松井又要赏她什么好东西了。她这才懒洋洋地站起身，理了理旗袍，扭着腰肢就往外走。她心里盘算的，全是这次能捞到什么油水，却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她人生中最后一次盘算。 门一开，她刚想堆起谄媚的笑，话还没出口，一个冰冷的硬物就顶在了她的后腰上。耳边一个压低了的声音，用字正腔圆的中国话说道：“别出声，敢叫就先送你上路。” 刘四姐浑身的血，瞬间就凉了。她那点嚣张气焰，比风中的烛火灭得还快。 屋里的贾怀水，见刘四姐半天没动静，也探头出来看。结果刚一露头，就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死死掐住脖子，像拖死狗一样拖了出来，麻利地用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黑布一套头，啥也看不见了。 几个“太君”架着刘四姐，拖着贾怀水，对着门口守卫的伪军大声呵斥，说“贾队长突发恶疾，需要马上送去医院”。守卫的汉奸哪敢怀疑“太君”的话，一看这架势，还以为是自己人出了事，赶紧立正放行。 就这么着，一行人有惊无险地出了城。 在路上，刘四姐还想耍花招，想挣脱绳索逃跑。她不甘心，她觉得自己还没享受够这种人上人的生活。可她面对的，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的抗日战士。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这个作恶多端、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女汉奸，终于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