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虽然参加了一大，但是却不是第一届负责人。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

毛主席虽然参加了一大，但是却不是第一届负责人。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总共有12名代表出席，这可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届大会，也就是中共一大，大会选举了党中央领导机关，陈独秀同志当选书记，他们肩负着中国共产党的重任，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了新的时代 那个夏天，热，是真的热，蝉叫得没完，街上浮着灰，走几步汗就顺着脊梁往下流。 可就在这大热天里，有一帮人，偷偷摸摸进了上海法租界里头的一栋石库门房子。他们不是来乘凉的，也不是喝茶的，是要干点正经事——开会。 可不是普通的会，是要建党。 你听着可能觉得大事一桩，但当时啊，连“党”这个字在老百姓嘴里都还是个生的。 有的人念不准，有的人压根没听过。可那天晚上，在望志路106号，有十三个中国人，还有两个外国人，坐在桌边，纸笔摊开，说话都放低了声。 这个会，就这么开起来了。 说起来荒唐啊，这十三个人代表着全国五十几个党员，平均下来，一个人身上背了三四个省的份量。他们中有老师，有学生，有人是当报馆编辑的，还有人干过工会，毛泽东也在其中，那个时候他还年轻，脸瘦得很，穿得也不讲究，但眼睛亮。 陈独秀没来，他被推举为书记，但因为形势紧张，没到现场。 你说滑不滑稽，一个党刚成立，书记缺席，听着像笑话，但他们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可是，要不是一路走投无路，谁肯在七月的上海大夏天挤在租界的房子里商量这些？从清朝倒下以后，这国家像是摔碎的瓷器，谁都想捡几片拼一拼，可拼着拼着，手上就划出血来了。 但就是在这种时候，忽然冒出了一股子新东西。 你要说它是思想也行，是希望也罢，反正，它就是不一样的。 有人开始写文章，陈独秀是个头儿，他那本《新青年》，在当时的年轻人里头传得很快。再后来，李大钊站上了讲台，说要学习俄国，学习马克思。 有人听懂了，有人没听懂，但大家都觉得，这套说法有点意思。 1919年，巴黎和会那一遭，彻底把人的脸抽醒了。中国去那儿当战胜国，结果回来的时候，脸色比战败国还难看。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本来说好要还给中国，最后却给了日本。 这事传回来，北京的学生炸了锅，跑到天安门去喊口号，拉横幅，结果被抓了一堆。 那天热，天上连云都没一朵，可大伙还是站着不走，喊到嗓子哑。再后来，上海工人也罢工，整座城市像被点着了似的。 五四那一年，真像一场炸雷，把原本沉沉欲睡的中国，震了一下。 人们突然开始关心国家，关心“什么是出路”，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像从各个角落爬出来似的，往同一个方向走。李大钊那时候说：“庶民要胜利。”这句话在当时听着特别响亮，不是那种官腔，是从泥地里长出来的呼声。 这一切到1920年开始发酵了，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在北京搞研究会，俩人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像搭了根细线，把思想、组织和人心一口气牵了起来。 地方上也不闲着，长沙、广州、济南、武汉……这些地儿都有年轻人、激进分子、工人代表，凑在一块议事，搞宣讲。甚至日本、法国的留学生那头，也有人开始动起来。 你看，这事一旦有了头儿，它自己就会往下生长。 那场一大，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在船上开的，谁愿意在热得冒油的夏天窝船舱里呀？他们是先在上海法租界里开的，结果7月30日那天，风声不好，说是巡捕要来查。于是他们赶紧停了，散了装没事人似的，各自回去装糊涂。 几天后，他们偷偷转移到了嘉兴南湖，找了一艘船，撑着伞上去，在船舱里继续干未完的事。 那船不大，七歪八扭坐了一圈人，热得人脸发红，但没人喊苦。 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一条条念，一句句改。 最后拍板：推翻资本家的政权，没收生产资料，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跟第三国际站在一块儿。 这不是喝茶聊天，这是赌命的事。 他们还定了组织纪律，新党员入党得有介绍人，保密是第一条，地方组织要听中央的。 你想啊，才刚起步的一个党，就已经有了严密的章程和纪律，真不是闹着玩。陈独秀虽然不在现场，但被推为书记。毛泽东也在，但没选上中央局成员，那时候他还不是主席，只是湖南来的一个代表，话不多，人清瘦，笔记记得倒是特别细。 大会结束后，他们各自回到原地。 有的人坐火车，有的人坐船，回到长沙、北京、上海……没人发文告，也没开庆功宴。 可从那天起，这个党就算正式成立了。 之后没多久，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系统搞工人运动。 工厂罢工的消息像芝麻开花似的一桩接一桩。毛泽东回到长沙，办夜校，教工人识字。别看识字这事儿小，能看报了，能明白标语了，心气儿就不一样了。 这些人啊，最早聚在那艘南湖的小船上，不是图名利的，很多人后来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有的在牢里死了，有的在战场上倒了，也有的走散了，再没回来。 但他们点的那把火，一直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