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9岁“游泳皇后”杨秀琼结婚。她提出想避孕10年，丈夫爽快答应。不到一年，她被大24岁的四川地头蛇逼婚，改嫁当第十八姨太，连干妈宋美龄都无力回天。 杨秀琼1918年出生在广东东莞，水性极好。10岁跟家人去了香港，很快就在泳池里展露了惊人的天赋。 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那年杨秀琼才15岁，代表香港队参赛。结果呢？她一个人包揽了女子游泳项目的全部5块金牌。这在当时的中国体坛是什么概念？简直是平地一声雷。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太需要精神上的提振了。杨秀琼的出现，就像一道光。她健康、健美、充满活力的形象，迅速火遍全国。“美人鱼”这个外号不胫而走，她成了那个时代的国民偶像。 这种火爆程度，现在的流量明星可能都比不了。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一个穿着泳装、展示身体线条的女性运动员，本身就是一种视觉冲击和思想解放的象征。报纸上全是她的照片，看台上挤满了想一睹她风采的人。 高层也注意到了她。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非常喜欢她，当场认她做干女儿，还送了她一辆时髦的美国小轿车。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更是亲自给她驾马车游街，风光无限。1934年远东运动会，她再次刷新纪录，载誉归来时，蒋介石、汪精卫都亲自接见她。 这时候的杨秀琼，年仅十六七岁，已经站在了人生的最高点。她被迅速卷入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圈，成了宴会上的常客。 然而，正如鲁迅先生后来评论的那样：“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过度的追捧和交际应酬，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她的精力。 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杨秀琼人生的第一个大跟头。作为中国唯一的女子游泳选手，她承载了全国的期望。但长途跋涉加上训练不系统，她在预选赛就被淘汰了。虽然破了全国纪录，但在世界强手面前不值一提。 舆论瞬间反转。曾经把她捧上天的媒体，开始用最刻薄的语言嘲讽她。漫画家鲁少飞画了一幅著名的漫画《蛋的时髦》，画面上杨秀琼坐在泳池边，对着一个大鸭蛋发呆。“捧杀”的逻辑，在那个年代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神坛跌落的滋味不好受，但杨秀琼并没有完全消沉。奥运归来第二年，1937年，19岁的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结婚。对方是当时的“北国第一骑师”陶伯龄。两人郎才女貌，也算是体坛佳话。 最关键的是，他们俩做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约定：为了双方的体育事业，决定10年内不要孩子，采用避孕措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局动荡，杨秀琼夫妇辗转来到了战时首都重庆。 在重庆，她依然是名人。为了鼓舞士气，她参加了一些游泳表演赛，依旧能轻松夺冠。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她被一个不该惹上的人盯上了，四川军阀范绍增。 范绍增这个人，绰号“范哈儿”，在四川是手眼通天的地头蛇。他比杨秀琼大整整24岁，家里已经有了十七房姨太太。这个人好色是出了名的，当他看到年轻貌美、名动全国的“美人鱼”时，占有欲立刻上头。 关于范绍增如何夺取杨秀琼，坊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他在一次舞会上“偶遇”杨秀琼，随即向蒋介石和宋美龄开口，要求将杨秀琼纳为第十八房姨太太。 这里就体现出最讽刺的一幕了。宋美龄是杨秀琼的干妈，按理说应该保护她。但在战时，蒋介石需要拉拢范绍增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一个女运动员的个人幸福，与军政大局相比，孰轻孰重？答案不言而喻。 范绍增用手段逼迫陶伯龄与杨秀琼“离婚”，紧接着就把杨秀琼弄进了自己的公馆。19岁的“游泳皇后”，就这样成了43岁军阀的第十八房姨太太。 她的丈夫陶伯龄无力反抗，她的干妈宋美龄选择漠视。那个她以为可以通过努力和名气挣脱的旧时代枷锁，最终还是狠狠地套在了她的脖子上。 范绍增后来在回忆录里试图粉饰太平，说“我和她有一腿，我给她买了栋房子，但她不是我的姨太太。”这种说法显然是在推卸责任。而当时的部分小报，甚至还指责杨秀琼“水性杨花”，抛弃了原配丈夫。 抗战胜利后，杨秀琼设法离开了范绍增，回到了香港。但她的黄金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那个曾经在泳池中劈波斩浪的天才少女，已经被命运的浊流冲刷得面目全非。 她无法再回到泳池，也无法面对故土的是是非非。不久后，她选择远走加拿大温哥华，从此漂泊异乡。 1982年，杨秀琼在加拿大病逝，终年64岁。她走的时候很凄凉，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位曾经的“美人鱼”。 杨秀琼的悲剧提醒我们，对女性身体自主权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需要被不断争取和捍卫的。而那些对“军阀太太”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人，或许应该先去读一读杨秀琼的真实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