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 沙洲坝的一个红军家属杨大娘，一天傍晚回家做饭，发现水缸连着三天都是满满的，感到很奇怪，最后发现居然是毛主席挑的水。 水缸那事儿，说起来也没什么天大的，可奇怪就在它这么不声不响地发生着。 一个缸，三天满水。 那年是1933年，七月，热得厉害，沙洲坝的太阳一晒，一整天都像烧开的锅底，草木蔫着，人也蔫着。 杨大娘一早扛着锄头去菜园，回来时想给水缸添点水，好做饭。 她一手搭上扁担，一手掀开盖子，一缸水，清清亮亮地反着光，吓她一跳。 “发仔，是你挑的？” 那孩子才十一岁，瘦得像棍子似的，一边摇头一边笑：“娘，我没去呀。” 她没信，第二天自己悄悄记着，一整天没动缸，一到傍晚，水又满上了。 她心里头起了鼓，觉得不是自家人的事儿，就是哪个邻居暗地里帮衬着，但问来问去都说没干过。杨二婶也说自家水缸也是连着满，那语气不是抱怨，倒像是有点欣喜，混着好奇，像孩儿们藏糖吃被人撞见的心虚。 “这事儿，不大对。” 她俩在门口纳鞋底，那双针就那么一进一出，穿过粗布，穿过白天的阳光。 鞋底一层层码着，心思一层层绕着。 太阳快落的时候，后门吱呀一响，两个女人抬头对视一眼，线头也不收，鞋也不纳了，往屋里窜。杨大娘先进去的，没想到门口撞了个满怀，一桶水泼出去些，溅了她半身。 那人抬起脸，眉毛黑，眼睛亮，一身红军制服，身板结实。 “哎呀……这不是毛主席嘛！”杨二婶嘴快，先认出来了。 毛泽东笑了笑，把水桶稳稳放在水缸边。 手上带着水渍，指头缝里全是土，但动作利落，像是干惯了的。 他没说什么大话，也不装客套，倒是坐下后接了碗茶，边喝边问：“你们最近生活还过得下去吗？地翻了没？代耕队来得勤不勤？屋顶还漏水不？” 那不是官腔，倒像是熟人家长里短的拉扯。 说这些话时，他整个人好像不是在指点江山，而是在问两个亲戚的日子好不好过。 这情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这样落进了杨大娘心里，也落进了整个沙洲坝的口口相传里。 说到底，这事并不是靠文件传下来的，是靠嘴，是靠记忆，是靠饭桌上那一句“你还记得当年杨大娘的水缸不？”才留下来的。 而那个年代，不是只有“偶遇毛主席”的传奇，生活是一地鸡毛。 红军家属，家里的壮劳力一走，地里活没少，孩子照样要吃饭。苏区搞了代耕队，就是专门帮红军家属干活的，有人挑水、有人翻地、有人帮砍柴，这种事制度里有安排，不是英雄壮举，是日常的互助。 挑水，是活，不是仪式。 和这事差不多时候，沙洲坝还发生过另一件事——红井。 村里人饮水难，得走好几里地才能挑回一担水。 毛泽东看见了，就找人勘探，说干就干。他自己也下了井，挖了几天，挖出了泉。 村里人高兴坏了，说这水甜，说这水解渴，说这水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希望。后来在井边竖了碑，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有人说那句是后来的宣传口号，可当时人眼里，毛泽东就是那个拿铁锹下井的。 这些事，要放在今天看，好像很难相信。一个领导人去挑水、挖井？不像现在的逻辑。但当时的苏区，就是这样。权力没有隔着玻璃柜，是摸得着、骂得了的。毛泽东天天见人，问你家今年收了多少谷子，小孩有没有书读，屋里还漏不漏雨。他爱讲那些“关心群众生活”的话，可不是只说在台上的。 1934年年初，二苏大会开了，毛在会上讲：“我们要注意工作方法，要关心群众生活。”他说了好多，说要管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婚姻、看病……台下听的人一阵发愣，有的点头，有的低头笑，觉得这当官的怎么管得这么细？可慢慢就有人听明白了：他是真的想让人活得好一点。 从水缸到红井，从讲话到制度，毛泽东在苏区干的事，一头连着老百姓的锅碗瓢盆，一头连着红军的前线粮秣。 不是光靠理想能撑起来的，是靠这一个个具体的动作，具体的水，具体的土，具体的背影。 你说挑水能挑出政治？能。 一个人走进村庄，扛起扁担，没敲锣打鼓，没喊口号，只是让一口水缸静静满上，这事比千言万语还管用。 到了今天，那口红井还在，水还在淌。 石碑也在，字有些旧了，被风吹雨打得不那么清晰。有人说现在去看，像是参观一个符号。但也有人说，那井边还站着一个影子，穿红军衣裳，脚沾泥，肩上搭着扁担，刚把水倒进缸，正往回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