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7岁的薛岳被告上法庭，面对法官的询问他沉默了许久，然后叹了口气说：“我杀了十万日本人”，话音一落，全场顿时停了下来！ 1993年春天，台湾法庭的一角传来一声苍老的叹息。 那是个九十七岁的老人，瘦了，弯了，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 面对法官，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才缓缓开口：“我杀了十万日本人。”没有辩解，没有陈述，声音干涩，像刀刃蹭过石面。一句话，把在场的人全给震住了。 这个人叫薛岳。 年轻一辈听这名字可能有点陌生，可在抗战那几年，他的名字一度像战鼓一样响亮。 敌军的电报里写他，长沙城头有人喊他，冈村宁次提起他都要咬牙切齿。他不是那种会写诗的将军，他也不谈理想，更不讲风度。 他信的就是兵书、地图，还有一口气不甘心。 他出生在1896年，广东乐昌，一个山多地瘠的小地方，他爹是个铁了心要把儿子送上军路的老秀才，给他起名“仰岳”，仰慕岳飞的意思。 可这孩子念了几年书，就改了名字——他嫌“仰”这个字太窝囊。 他不想仰望英雄，他要变成英雄。 十一岁，他就背着小布包去了北方，进了保定陆军小学堂。那会儿的保定，风大，地冷，南方孩子连鞋都不合脚。 可他硬是挺下来了，枪法拔尖，马术过关。 等他再度进武昌陆军学校，身板硬朗了，眼神也有了锋利劲儿。他总说自己没文化，可别人都记得，他连睡觉都把兵书垫枕头底下。 真正开始扛枪，是1918年。他跟着孙中山南征北战，站过哨，断过粮，还当过总统府的贴身警卫。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要取孙中山的命。 那天广州下着小雨，薛岳守在总统府后门，死死按着枪栓。 他知道这枪一响，就是生死之战。 结果呢？他和叶挺，一前一后，愣是护着孙中山、宋庆龄杀出重围。枪响十多个小时，弹壳洒了一地，广州街头那晚到处是血。 他没死，宋庆龄也活下来了。 从那一刻起，薛岳就不再是个无名军人。 蒋介石上台后，他跟着打北伐、剿匪、调防，可总有人不喜欢他。 何应钦是一个，蒋介石也是半信半疑。 因为薛岳太硬，硬得不像“嫡系”。蒋介石讲究门第、派系、谁听话谁升官，薛岳不管这些。他说战场上只有敌人和我，没有裙带关系。 说到底，像他这样出身不高、脾气又犟的军人，注定不讨喜。 抗战爆发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去上海。 蒋介石犹豫了，还是给了他一个十九集团军的总司令。那一年他四十出头，站在松沪战线的堤坝上，看着日军一波波往前冲。他知道守不住，可还是硬扛了三个月。 上海最后丢了，可日军也伤筋动骨，没能如期攻破中国。 他把时间拖下来了，给全国喘了口气。 最出名的，是长沙。那地方他熟，山水他记得清楚。 他知道日军想吃下湖南，于是亲手布了一个局。 他说，要把敌人请进“天炉”里——一个火炉子，中空，外头是铁壁，然后一口闷杀。 这种打法听起来疯，可他真这么干了。 三次长沙会战，每一次日军都倾巢而出，每一次他都守住了。 他不靠死守，而是诱敌深入，再四面围攻。第一次赢了，蒋介石高兴得赏了他十五万现大洋。第二次日军又来，他还是用“天炉”那一套，结果打得敌人连夜撤兵。第三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没多久，他顶着压力守了下来。 战事结束时，冈村宁次发电说：“撼动大山易，撼动岳家军难。” 战争打完，他原本想收拾收拾回老家种田。 可蒋介石哪放他走，又把他派去徐州、海南。 结果内战打得一塌糊涂，部队一战一败，整编六十九师、二十六师都在他手上折了。蒋介石脸上挂不住，把他调回南京，挂个虚职，名声彻底凉了。 1949年他退守台湾。 起初还住得不错，台南有房子，佣人伺候。 可他心里明白，自己早不是那个手握兵权的战神。蒋经国对他还算尊敬，给他面子，没让他太难堪。 可等蒋经国一走，新人上台，他这点脸面也保不住了。 1991年，他原本的住所变成“需自负租金”的单位，他拿不出钱，台湾银行就照章办事，把他告上法庭。 他没请律师，也不说好听话。 他只说：“我杀了十万日本人，如今却被自己人告。”那句“十万”，是战场上一仗一仗累出来的数字，不是凭空说的。 可法官听不懂，他只能低头，像个犯了错的老头。 官司打完，租金免了，舆论也轰动了一阵。 但薛岳还是被赶出原来的大宅，搬进十几平米的小屋。他的儿子辞掉工作，从海外回来陪他。 他天天溜鸟、看书，遇到广东老乡就多说几句。 每年他都托人打听乐昌的消息。他说他梦见过祖祠，梦见过那口老井。1992年，他托人送回一面铜镜，镜上只刻了四个字：“桑梓情深”。 1998年5月3日，薛岳病逝。 台北没有为他鸣枪，没有万人送别，葬礼简单得像个普通退伍兵。 他的棺材很小，放得也匆忙。 他一生征战，战功赫赫，到头来只留下了一张黑白遗像和一面铜镜。 他不是仰望英雄的人，他一生都在和命运较劲，想做那个真正能保家卫国的“岳”。最终，他没能回到故乡，但铜镜回去了，那片山水，那口老井，早就认得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