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上，唯一的僧人巨赞法师：日军攻占桂林时，他手举大刀，连续砍杀130多名日寇。他杀红了眼怒吼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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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红旗猎猎作响，毛泽东的声音穿透云霄宣告新中国诞生，人群中，一位身着褐色僧衣的身影静立其间，他的双手合十，目光如炬。
巨赞法师，这位佛教领袖是开国大典上唯一的僧人代表，他的存在像一尊行走的佛塔，无声诉说着乱世中信仰与热血交织的传奇。
江苏江阴的潘家少爷潘楚桐，16岁考入师范，20岁踏入上海大夏大学，本该是锦绣前程的开端，却因一场灵魂的叩问彻底转向。
他在街头目睹乞丐蜷缩的脊背，在雨夜听见山中草木的呜咽，那些关于生命意义的困惑最终将他引向杭州灵隐寺的晨钟暮鼓。
1931年，太虚法师亲手为他剃度，赐名“传戒”，谁曾想这个本意为持戒修行的法号，八年后会在抗日烽火中化作“狮子吼”。
1939年南岳的春日，巨赞法师将《金刚经》重重合上，日军铁蹄已踏碎半壁山河，寺庙的飞檐下挂满难民褴褛的衣衫。
当叶剑英握着他的手说“佛门也要救亡”时，他连夜写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组织大纲》，墨迹未干就带着三十名僧侣冲进硝烟弥漫的长沙街头。
他们用佛经的韵律改编抗日歌谣，把“阿弥陀佛”化作包扎伤口的绷带，连周恩来都被这份炽热震撼，挥毫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那“贼”字写得力透纸背，既是烦恼之贼，更是嗜血的侵略者。
桂林沦陷前的深夜，月牙山寺的油灯彻夜不熄，巨赞法师主编的《狮子吼》月刊正在赶印最新一期，刊头题诗“九州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亿万夫”还带着墨香。
窗外炮火渐近，他却在校样上圈出“忍辱非纵恶”的段落，当日军用刺刀挑开寺院大门时，这位平日讲授“慈悲度世”的法师，真的抡起戒刀劈向鬼子脖颈。
刀光闪过，他想起《楞严经》里“以智慧剑破烦恼贼”的偈语，腥风血雨中竟生出大彻大悟的清明。
最惊心动魄的战役藏在瑶山深处，1944年日军扫荡广西金田乡，巨赞法师带着瑶王李荣保勘察地形，将佛经中的“八阵图”化作游击战术。
当日军闯入石崖塘峡谷，滚木礌石从天而降，僧袍与瑶族服饰在密林间交错闪现，战后清点战绩，歼敌数字定格在130余人，瑶民们举着染血的《狮子吼》高喊“佛爷显灵”，巨赞法师却蹲在溪边反复搓洗掌心的血痂。
开国大典前夜的北京，这位曾手刃百敌的法师正在灯下撰写《新佛教概论》，他提出“生产化”要让僧人自食其力，“学术化”须用科学精神研习经典。
当有人质疑僧人怎能既拿锄头又持戒刀时，他指着大雄麻袋厂里纺线的比丘尼说：“地藏菩萨入地狱救众生，我们不过是在人间净土锄一块地。”
这话后来被印在1950年《现代佛学》创刊号上，油墨味混着棉纱的清香。
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刻，巨赞法师的僧衣被风吹得鼓荡，他看见广场上欢呼的人潮如恒河沙数，忽然想起1937年灵隐寺的某个清晨，太虚法师指着《大乘起信论》说“佛法在世间”，此刻才真正懂得其中三昧。
当礼炮震落秋叶，他默诵的往生咒里既有阵亡将士的名字，也有那些倒在他刀下的亡灵，后世总爱争论“和尚该不该杀人”，却忘了巨赞法师临终前在病榻上写的话：“佛门戒杀，戒的是嗔恨心。当年砍向鬼子的每一刀，劈开的都是我自己的无明。”
这位七十六岁圆寂的高僧，骨灰中检出三十多粒舍利，其中一粒形似断刃，在琉璃盏中泛着温润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