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山西军区司令肖新槐回乡探亲，不少同乡老红军找来了，提出：“贤怀，我们与红军大部队失散后，流落回了乡，你能不能给我们写份证明材料？”肖司令听后，含泪回答：“这个证明我不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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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花飘香的季节，肖新槐站在老家院里的老槐树下，军装领口被汗水浸出深色的痕迹，这位山西军区司令员此刻不是首长，只是乡亲们口中的"贤怀"， 那个1929年跟着红军离开江西永新县的18岁后生。
树影婆娑间，他仿佛又看见当年一起出发的乡亲们，那些在井冈山共同举起红旗的身影。
来找他的老红军里，62岁的陈大爷颤巍巍伸出残缺的右手，那是在1934年湘江战役被炮弹炸掉的两根手指，伤口早已愈合，但记忆仍在流血。
村东头的李大叔驼着背，当年爬雪山时他把最后半块青稞饼塞给了年轻的贤怀；西头的王二哥拄着拐杖，过草地时他背着发烧的贤怀走了三里地，自己却陷进了吃人的泥潭。
这些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依稀还能辨认出当年红军战士的轮廓。
肖新槐的军装口袋里揣着钢笔，但他没法写下那份证明，不是不愿，是不能。
这些同乡确实参加过红军，也确实在长征途中因伤病掉队，但组织程序就是组织程序，他比谁都清楚，一个军区司令的亲笔证明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
当年在湘江边，一个连队被打散重组七次；在雪山上，整排战士坐下休息就再没起来。
谁能说清哪些是主动离队，哪些是被迫掉队？历史就像湘江的水，裹挟着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泥沙。
老屋墙上的裂缝像一道闪电，把肖新槐的思绪劈回1935年，那时他刚当排长，带着三十多个永新老乡翻越夹金山。
山腰遇见个冻僵的老兵，怀里还揣着半截铅笔和皱巴巴的党证，他们扒开雪堆埋人时，发现整面山坡都是这样静默的坟茔。
现在想来，那些没能走到陕北的战友，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流落回乡"？只不过他们永远留在了异乡的泥土里。
陈大爷的旱烟袋在石阶上磕了磕，烟灰飘落如细雪，"贤怀啊，县里说我们不算红军，抚恤金领不到。"老人说话时，缺指的手无意识摩挲着膝盖上的伤疤。
肖新槐知道那是在娄山关被白军刺刀挑的，当时他亲眼看见陈大爷抱着机枪打退三次冲锋，可档案里不会记载这些，就像不会记载王二哥在草地陷下去前，还奋力把伤员托举到安全地带。
夕阳把槐树影子拉得很长，肖新槐想起延安窑洞里的组织工作会议，上级说过，对待历史问题要像对待伤口，既不能捂着溃烂，也不能硬撕结痂。
他摸出随身的小本子，记下每个老乡的参军时间、战斗经历和掉队原因，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啃食桑叶。
"证明我写不了，但情况可以反映上去。"他声音很轻，却让老人们浑浊的眼睛亮了起来。
晚风送来远处晒谷场上的笑声，几个孩童在玩"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戏，肖新槐突然觉得，历史就像老槐树的年轮，表面看是闭合的圆，内里却藏着无数生长与断裂的痕迹。
这些活着回到故乡的老兵，和长眠在长征路上的英灵，都是那棵大树上真实的纹路。
他最终没写那份证明，但给省民政厅写了封长信，信里没提军衔职务，落款是"红军战士肖新槐"。三个月后，县里给这些老人补发了"红军失散人员"证。
当第一笔抚恤金发下来时，陈大爷买了包"大前门"，在村口老槐树下点燃三支，插在当年出发时的土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