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瑟找到李宗仁，愤怒道：“我一

1938年，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瑟找到李宗仁，愤怒道：“我一再强调乘胜追击日军，你为何不动？” 而李宗仁听罢也是无可奈何，不仅没有尾击日寇，甚至下达了紧急撤退命令。 不久，数十万国军撤退到津浦线以西，徐州沦陷。 那么，我们也不禁发出疑问，既然台儿庄一战大败日寇精锐师团，为何数十万国军没有乘胜进军，反而主动撤离了呢？ 法肯豪瑟拍着桌子的手还在抖，李宗仁却指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色箭头，声音沙哑：“顾问先生，您看这——华北方面军的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正从济南南下，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第九师团已过淮河，他们不是来报仇的，是来包饺子的。” 台儿庄的胜利，来得太惨烈。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内与日军逐屋争夺，31师师长池峰城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把炊事员、马夫都派上了前线，最后全师只剩数百人。日军矶谷师团虽被打残，但坂垣师团的主力还在，更要命的是，日军大本营从东北、华北调来了13个师团，总兵力超过30万，带着坦克、重炮，正从三面往徐州扑。 李宗仁夜里在指挥部翻来覆去。桌上的电报堆得像小山：“日军机械化部队已抵滕县”“蚌埠失守，日军向宿县推进”“我军弹药储备不足三日”。他不是不想追，是追不动。台儿庄大捷后，国军士兵疲惫得连枪都快握不住，有的团打完仗，炊事员挑着担子在阵地上喊“开饭”，回应的只有零星几声咳嗽——活着的人，已不足半数。 更让他揪心的是装备差距。日军的九七式坦克能在平原上横着走，国军最好的反坦克武器是德制37毫米战防炮，打十发才能勉强击穿一辆；日军的飞机天天在徐州上空盘旋，炸得铁路、公路满目疮痍，伤员运不出去，弹药送不进来。有次他去前线视察，看见伤兵躺在草棚里，没药没绷带，只能用灶灰止血，有的士兵还在念叨“什么时候能有门重炮”，他背过身去，眼圈红了。 法肯豪瑟不懂这些。他在欧洲打惯了阵地战，觉得胜利就该乘胜追击，却没看到国军背后的困境。李宗仁耐着性子解释：“顾问先生，我们的士兵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军，可再打下去，就是把他们往日军的包围圈里送。日军想让我们在徐州重演淞沪的悲剧——把几十万精锐耗光，然后长驱直入。” 撤退的命令下得像剜心。1938年5月15日，李宗仁让孙连仲的残部佯装反攻，吸引日军注意力，主力则分五路从日军包围圈的缝隙里往外钻。有个团长哭着来找他：“长官，我们刚打下台儿庄，怎么能说走就走？”李宗仁握着他的手，这双手在台儿庄抓过日军的刺刀，布满伤痕：“走不是逃，是为了将来能把鬼子赶出去。留着有生力量，比守一座空城重要。” 最险的是第五战区司令部的撤离。日军的侦察机发现了他们的动向，十几架轰炸机追着车队炸，李宗仁乘坐的卡车轮胎被打穿，司机当场牺牲。他换乘一辆老百姓的牛车，在田埂上颠簸，看着路边逃难的百姓，有的抱着孩子，有的背着老人，突然明白：撤退不仅是为了军队，更是为了让这些百姓能多跑一段路，离战火远一点。 等日军1938年5月19日占领徐州时，城里早已空了。他们找到的，只有国军来不及运走的几门破炮，和墙上用红漆写的“还我河山”。而李宗仁带着撤退的部队，在豫东、皖西重新布防，后来在武汉会战中，正是这些保存下来的力量，又给了日军沉重打击。 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写：“台儿庄的胜利，是勇气换来的；徐州的撤退，是理智保住的。”他没说的是，那些在撤退中牺牲的后卫部队，有的整营都没能突围，他们用生命为大部队争取了时间，就像台儿庄的残垣断壁，虽倒下了，却为后来的抗战，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法肯豪瑟后来回了德国，在给希特勒的报告里，他终于承认：“中国军队的撤退，不是失败，是一种战略智慧——他们知道，战争的胜利，从来不是靠一场战役的得失，而是靠熬，靠耗，靠绝不屈服的意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