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邓亚萍退役后去清华大学读书，第一堂课，老师问她：“你的英语如何？”邓亚萍尴尬的回答：“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邓亚萍，这个名字曾是乒乓球赛场上最响亮的存在，她身高只有1.5米，却在国际赛场上横扫千军，拿下18个世界冠军，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一，那时候，只要她一上场，就几乎没有悬念，可在1997年，年仅24岁的她，却主动从巅峰退役，做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诧异的决定——去清华大学，从零开始学英语。 那年秋天，她脱下训练服，背上书包，走进清华校园，她选择的是外语系，在那里，她面对的不是熟悉的乒乓球拍，而是陌生的英语字母，她的起点可以说是“地板级”——连26个英文字母都写不全，第一堂英语课做的测试，就是写字母，她的作业本上，大小写混杂，笔迹歪斜，像是刚学写字的小朋友，这个曾在世界赛场上无所畏惧的冠军，第一次感受到知识的“杀伤力”。 但她从不怕落后，怕的是不追赶，每天清晨五点，她就起床开始背单词，别人还在睡梦中，她已经在图书馆找位置；到了晚上，宿舍熄灯后，她不肯停下，钻进被窝打着手电继续整理笔记，她的手指曾因握拍磨出厚茧，现在却因翻字典、写笔记再次磨出伤痕，她把自己在训练场上的韧劲全都带进了书桌前。 她用三年半时间，学完了清华英语系四年的全部课程，不是因为她天赋高，而是因为她每天都像比赛一样安排自己的时间，不允许任何懈怠，她的学习节奏之紧凑，甚至连清华的一些老师都感叹她的自律和冲劲。 还没等她完全适应国内的大学生活，她又接到了一个新挑战——去英国剑桥大学做短期的交换学习，这是她人生第一次真正走进西方教育体系，到了剑桥，她发现自己面对的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文化上的冲击，全英文授课让她仿佛听天书，寄信时看不懂单据说明，连房东太太说的伦敦口音都像绕口令一般难懂。 她每天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穿梭在剑桥古老而狭窄的小巷中，刚到那几天，她几乎天天迷路，第二天上课甚至迟到四十多分钟才找到教室，这对一个曾经在赛场上以“反应迅速”著称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落差。 可她没有退缩，她依旧保持着早起的习惯，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啃词汇、听录音，她不怕听不懂，只怕自己不去听，她把每一个听不懂的单词都记下来，然后查词典，记录、背诵、复读，她用自尊和倔强逼着自己适应这种不属于她的环境。 学成归来后，她顺利从清华毕业，可她没有满足，很快又出发前往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这一次，她选择了“中国当代研究”这个并不热门的方向，她的研究主题，是中国女性如何通过体育改变命运，为了写好这篇三万多字的论文，她几乎住进了图书馆，翻阅了大量关于中国妇女的英文文献，她发现，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理解停留在表面，很多观点“说不到点子上”。 她决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填补这个空白，从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到现代女性在体育领域的崛起，她用详实的数据和运动员独有的视角，完成了一篇令人惊艳的硕士论文，答辩时，考官们一致通过，她顺利获得学位。 但这还不是终点，2003年，她考入剑桥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一次，她的研究方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段时间，她一边在北京奥组委工作，一边攻读博士，白天，她参与奥运筹备工作，晚上则对着剑桥寄来的书单挑灯夜读。 非典期间，许多同事都回家过年了，她却独自在宿舍里吃速冻饺子，熬夜写论文，她的博士课题中包括复杂的经济模型，为了弄懂这些内容，她一次次地查资料、做计算，反复修改分析，导师都直言，这种学习强度“比准备奥运决赛还累”。 更难的是，剑桥经济系的学术讨论会，她常常一开始连别人说的术语都听不懂，她急得满头大汗，却依旧坚持每次都参加，边听边记，为了能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她每次发言稿都要修改二十多遍，她知道，自己不像别人那样有语言背景，所以只能用时间来弥补差距。 她的努力没有白费，2008年，她顺利通过博士答辩，成为第一位获得剑桥土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世界冠军级运动员，那年，她31岁。 从清华到诺丁汉，从诺丁汉到剑桥，邓亚萍在十余年间走过了一条极不寻常的路，她没有因为自己是冠军就自满，也没有因为文化课基础差就放弃，她用实际行动证明，转型不是不可能，只要愿意投入，就能跨越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 信息来源：新京报官微——“大魔王”邓亚萍：从26个字母写不全，到剑桥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