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6岁小护士听说日本军医要锯掉赵一曼的腿，心中一沉，她咬咬牙，悄悄变卖了嫁妆，偷了些药品，拎起小皮箱，毅然向病房走去…… 1920年冬天，辽宁桓仁县的韩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韩勇义，虽然听着像是个男孩，但她确实一名面容秀丽的小姑娘。 从九一八那天开始的，街上突然乱了起来，日本人的坦克轰隆隆开过去，店铺关门，学生罢课。 勇义趴在窗台上，看见穿黄军装的兵拿着刺刀，把挑着担子的小贩捅倒在地上，没过多久，大伯父因为给马占山的部队筹钱，连夜逃去了北京。 日本人找不到大伯父，就天天来家里闹，把父亲抓去警察署问话，每次回来，父亲脸上都带着伤，话越来越少，烟抽得越来越凶。 1933年夏天，父亲在一次被拷打后，咳着血躺倒在床上，再也没起来，咽气前，他拉着勇义的手，眼睛瞪得大大的，说不出话，就那么盯着窗外。 勇义知道，父亲是恨啊，恨那些占了咱家园子的日本人。 没了父亲，家里的天塌了，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搬到呼兰县，靠给人缝补衣裳过活。 勇义跑去哈尔滨市立医院，求着护士长收她当见习护士，她想着，学会本事能挣钱，更能离那些受伤的中国人近些。 1936年春天，勇义被分到内科病房，护士长指着最里面的单间，说里面住着个要犯，让她仔细伺候，旁边还有伪警察盯着。 推开病房门，她看见床上躺着个女人，脸色苍白，腿上缠着厚厚的纱布，渗出血迹，这人就是赵一曼。 头几天，勇义只是默默地换药、擦身，她听见日本军医跟中国医生张柏岩吵架，说这腿必须锯，张柏岩红着眼眶拍桌子，说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锯。 赵一曼躺在那儿，额头上全是汗，愣是没吭一声，勇义心里纳闷，这得有多疼啊。 赵一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不像报纸上写的“女匪首”，后来闲下来，赵一曼就跟她聊天，问她家里的事，问她恨不恨日本人，勇义把父亲的事一说，眼泪就掉了下来。 赵一曼给她讲关外的长白山，说那里有好多像她父亲一样的人，拿着枪抗日，说咱中国人要是都像绵羊似的任人宰割，迟早得被赶尽杀绝。 这些话像锤子，一下下砸在勇义心上，她想起父亲临死的眼神，突然明白了什么。 她找到看守赵一曼的警察董宪勋，这小伙子早就看不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被赵一曼的骨气打动。 三个人凑在一起，趁着夜色在病房里商量，董宪勋说城外有路子去游击区，就是需要钱打点，勇义没犹豫，第二天就回了呼兰县。 母亲见她回来要钱，劈头就问是不是跟坏人混在一起，勇义没法说实话，只能咬着牙说自己要嫁人，男方家要嫁妆。 母亲哭了，从箱子底下翻出个小皮箱，里面是父亲留下的金镯子、银钗子，还有几块做嫁衣的呢料。 “给你，以后是死是活，别再找我。”母亲的话像刀子，勇义拎着箱子出门，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看见母亲扶着门框，肩膀一抽一抽的。 她把首饰换了钱，又在医院药房偷了些纱布和消炎药，藏在赵一曼床底下，1936年6月28日晚上，勇义给赵一曼换上自己新买的蓝布裤褂，董宪勋在外边望风。 两人背着赵一曼，踩着积水从医院后墙的缺口爬出去，上了董宪勋雇的小汽车。 车子往阿什河方向开，可到了河边才发现，那座“万缘石桥”被洪水冲得只剩几个桥墩。 董宪勋急得满头汗，好不容易在附近屯子找了两个老乡，用门板抬着赵一曼，深一脚浅一脚蹚水过河，往宾县的游击区走。 赵一曼靠在勇义身上，轻声说，到了地方，我教你打枪，勇义笑着点头，眼里全是光。 没想到刚走没多远，就听见后面传来马蹄声，赵一曼突然坐直身子，说别管我，你们快跑，勇义死死抱着她，说要走一起走，话音刚落，几支枪就顶了上来。 被捕后，勇义被关进伪警察厅的刑讯室，一个叫林宽重的日本特务，上来就给她“上大挂”，把胳膊反剪着吊起来。 烟头、电刑等各种酷刑让她痛不欲生，好几次晕过去，被冷水浇醒后，她依然没有屈服。 在监狱里，她戴的手铐脚镣有九斤重，上面的锯齿磨得皮肉生疼，勇义咬着牙，每天在心里数日子，想着赵一曼大姐怎么样了，想着母亲是不是还在生气。 她扛过了最黑暗的日子，1937年夏天，她被判刑四个月，出来的时候，头发掉了一大半，才17岁的姑娘，看着苍老了许多。 日本投降那天，勇义跟着人群在街上哭，后来东北民主联军的人找到她，邀请她参加革命，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可监狱里落下的病根没饶过她，1949年2月12日，离新中国成立就差几个月，勇义躺在病床上，闭上了眼睛，年仅29岁。 她不像赵一曼那样声名远扬，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一个16岁的护士，凭着一腔热血，敢跟豺狼掰手腕，这份勇气，就值得被永远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