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国洲际导弹首次发射，但计算弹头的落脚点却难住了众多科学家，一位扫了数十年厕所的老人站了出来，仅用了一支笔、一叠纸，就准确推算出来弹头落脚点！当得知老人的身份后，众人却坐不住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0年5月，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准备发射，发射窗口临近，试验基地里却一片焦急，导弹的飞行程序已基本定型，但弹头入水落点的预测迟迟不能精确锁定。 落点一旦偏差过大，装载着关键试验数据的密封舱将可能沉入深海，整个实验将前功尽弃。 计算组的专家们围着黑板讨论了一轮又一轮，海量的公式堆满纸张，各种方案都反复演算，却始终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空气中弥漫着低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进展几乎停滞。 就在此时，国家海洋局派来了一名老人，他身穿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步子慢却稳当，背着一个磨损严重的布包，神情专注，脸上满是风霜。 进门时没几个人注意他，有人低声说他是青岛那边来的，说他之前在医学院扫厕所，他没做自我介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坐到角落，从包里拿出几张坐标纸和一支笔，开始计算。 他没进计算机房，也没有用上那台正在调试的国产百万次计算机，他在纸上推演，每写一个式子都要盯着看很久，有时候停笔半小时才继续下一步。 旁边的年轻工程师起初不以为意，但很快有人被他手中的公式吸引，他写得极为工整，思路一目了然，采用的是一套极为罕见的波浪衰减模型。 在一张纸上，他画出导弹弹头入水后的运动路径，又列出一组时间节点，最后用简洁的表达标出数据舱可能出现的位置，整个误差圈半径只有三百米，远远超出此前所有人的计算精度。 没人相信这是真的，现场安静了很久，工程组负责人走过去拿起那张纸，一行行检查，坐在一旁的技术员低声说，公式看起来像是他几十年前在《流体动力学》杂志上读过的，没想到今天在一个扫厕所的老人手中又见到了。 试验继续推进，导弹按计划升空，弹头如流星般划破大气，精准飞行了上万公里，四小时后，落入南太平洋某片海域，现场回传的数据表明，落点与老人计算的坐标几乎重合，误差不到250米。 打捞船按他设计的时间窗口出发，海面浪涌如预期四分钟后趋稳，八分钟时数据舱成功打捞，船只人员无一受损，数据全部保存完好。 那一天，试验基地沸腾了，大家开始追问这个老人的身份，他叫束星北，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但更多的人记得他是青岛医学院的清洁工。 有人说他年轻时是物理教授，还有人说他和李政道、杨振宁有过交集，档案很快被翻出，他早年在麻省理工取得硕士学位，曾留学英国、德国、美国，在爱因斯坦指导下研究相对论。 他回国后曾任教于浙江大学，桃李满天下，抗战期间，他还在重庆山洞中带队研制雷达设备，成果曾用于战时防空，1950年代后期，因为言语直率被打为“右派”，科研工作被剥夺，工资骤减，被下放到青岛当清洁工。 他在厕所清扫间里藏过笔记纸，也曾在雪地里用树枝演算微分方程，12年没有回到讲台，身边人早已不知道他曾是中国最早的相对论研究者之一。 1972年，李政道回国探亲，主动提起这位老师，总理批准将他调回科研系统，他被安排到国家海洋局，工作条件简陋，资源有限，但他每天都拎着计算尺，继续从事波动研究。 他发表多篇论文，为海洋物理开辟新的理论模型，当被分派导弹任务时，他已经73岁，身体羸弱，靠氧气袋维持呼吸，他没有要求任何特殊待遇，也没有推辞，照常上班，坐在旧桌前继续演算。 任务完成后，国家给他发了奖金和表彰，他在奖金申请表上只写了一句话：“请用于科研公用，不作个人支出，” 然后又像往常一样，背着布包回到办公室，继续手动计算海浪的传播速度，那年，他还在培养年轻科研人员，总说“科学不是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1983年他病重，病房里他坚持带着草稿纸，说有一组数据没算完，去世后，他捐出了遗体用于医学研究，特别注明“脑部清晰可用”。 但因为医院疏漏，他的遗体被临时埋在青岛医学院操场角落，双杠下面，没有墓碑，没有告别仪式，只有几名实习生记得那天的草草安葬。 多年后，国家海洋局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青年奖项，在青岛的百花苑，他的雕像静静站立，一些年轻学者偶尔会放上一台旧式手摇计算器。 他们知道，正是这个穿着旧棉袄、推导公式时几乎不出声的老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用一支笔和一叠纸，把中国的航天事业推向了世界。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澎湃新闻——科技人物 | 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