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时，只有一位学生敢冒死前来送行，这在当时是比较难得的，这一位学生后来还成为了国军名将，成为了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的主要对手。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26年夏天，黄埔岛连日阴雨，码头上积了水，青石板泛着寒光，周恩来穿着长衫走向岸边，一步一滑，衣角沾了些泥点。 他没有回头，只默默地朝泊在河边的小船走去，这一走，是在蒋介石整肃共产党人之后，政治部的同志们已经悄悄转移，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四下安静，校内没有人现身相送，黄埔军校的气氛早已变了样，窗后的身影躲闪着，不敢靠近码头，谁若被密探盯上，说不清的就是通共嫌疑，那时候，一个眼神都可能成为罪证。 雨越下越大，船篷滴水，周恩来刚要踏上舢板，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冒着雨从芦苇丛后奔出来，手里举着一本线装书，衣服湿透了，军帽歪着，他站住脚，喘着气喊了一声：“周先生。” 周恩来认出他，是胡宗南，这个比他年长几岁的学生，曾是黄埔一期，念书认真，话不多，是少见的沉静性子。 胡宗南快步走上前，把手里的书递过来，那是《史记》，是上回在读书会上借的，封面边角起了卷，扉页还有几道周恩来批注的红笔圈点。 周恩来看着他，不说话，胡宗南的手冻得发抖，岸上突然传来脚步声，是卫兵巡逻，胡宗南低声说：“学生……送先生一程。”他站得笔直，眼神里藏不住的，是那种难以割舍的情分。 周恩来把书接过来，顺手把自己的怀表塞进他手里，那是一块老式银壳表，表盖有些磨损，走得还准，他轻声说：“码头风大，快回去吧。”没再多说，转身上了船。 桨声响起，船身缓缓离岸，胡宗南站在雨里，笔挺地敬了个礼，一直没动，雨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流，像浇进石头里，等小船拐进河道的弯口，他才放下手，转身跑回营房。 那块怀表后来一直在胡宗南身上，1937年，他率部在风陵渡对日军阻击，阵地被炮火撕得七零八落。 战壕里飞来一块弹片，正中他的胸口口袋，怀表挡了一下，表壳被戳穿，指针仍在动，他摸了摸破损的表盖，对身边的参谋说：“这是周先生给的，不能丢。” 几年后，胡宗南已是国民党西北军的主将，围剿陕北时，他指挥千军万马，攻打红军根据地，他很少提起周恩来，但参谋们都知道，那块表他从不离身。 1943年，重庆举行一次接待中共代表的宴会，周恩来被邀请出席，胡宗南也在，宴席气氛热络，觥筹交错，官话客套不断，胡宗南坐在下首，手握酒杯始终没有举起。 周恩来看见他，朝他点头微笑，说了一句：“西北百姓还在受苦，咱们的枪口，得对准外敌。”声音不高，却清晰，胡宗南沉默了一会，把酒一饮而尽，他没回应，只轻声说：“校长有令。” 那一夜，他回到寓所后没睡，坐在桌边翻出那本《史记》，翻到了“鸿门宴”那一页，书页已经泛黄，边角起毛，他用指尖一页页翻过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最后什么也没说，把书合上，坐了一夜。 1947年春，他带兵攻入延安，城里空无一人，风卷着纸张在街口打转，他走进一间窑洞，墙上贴着一份墨迹未干的文稿，是周恩来的《论联合政府》。 字迹工整，墨色深重，副官随后送来一封信，是通过熊向晖转交的，附着一张地图，标出周边灾民聚集点，胡宗南看完，把信撕了，丢进火盆，他只说了一句：“身不由己。” 那天夜里，他一个人坐着发呆，看着桌上的怀表，表针指向三点，他好像又看见了黄埔码头那一幕，雨还在下，船还未走远，那个青年还是那么站着不动。 他没再回到延安，两年后，国民党败退，他带残部辗转西南，最终去了台湾，晚年住在台北一间小屋里，窗不大，雨天的时候，他总坐在椅子上望出去，一动不动。 1962年，他病重，临终前，把那块早已停走的怀表交给儿子，说：“送去香港，交给周先生。”他没多说，眼角有泪，声音低得听不清。 表最后还是到了北京，送到周恩来手中，那天他刚主持完一个会议，拆开包裹时，手微微颤了一下，表针已经停了，表壳还留着弹片破开的伤痕。 他把表拿在手里看了很久，对身边人说：“胡宗南，是个将才。”他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可惜选错了路。” 几十年过去，黄埔军校旧址的展馆里，两张照片挂在一面墙上，一张是周恩来穿长衫，一张是胡宗南穿军装，他们站在不同的年代里，也站在历史的不同方向。 游客很多，匆匆走过的人，也许只看见了两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1926年的那场雨，有一位学生，曾跪在码头送别恩师，他跪的是一份情谊，也是那个动荡年代里，最不容易保全的良知。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人民网——胡宗南设下鸿门宴 周恩来不卑不亢巧与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