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红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浩然评价》里明确提到，浩然的语言意义非凡，他开辟出了一条

刘晓红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浩然评价》里明确提到，浩然的语言意义非凡，他开辟出了一条有别于五四知识分子写作的“艺术语言意识形态表达”新路径，也就是把农民口语、民间俗语巧妙地融入到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之中。这种独特的语言创作方式，在当时乃至整个文学发展历程中都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浩然的文化教育背景其实并不深厚，他仅仅接受过三年小学和半年私塾的教育。但他的知识积累却有着丰富的来源。在少年时期，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戏曲唱本和传统小说。像《三国演义》，这部经典之作中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肝义胆的关羽等，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东周列国志》里那些纷繁复杂的诸侯纷争、权谋斗争的故事，也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到了青年时期，浩然进入了河北省团校，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量解放区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它们所传达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对浩然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从中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也让他对文学与时代、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后来，浩然在《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红旗》等工作期间，又深入学习了大量党的政策和文件。这些政策和文件让他对国家的发展方向、社会的变革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思想指引。他开始思考如何将党的政策、国家的意识形态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让文学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 浩然从小在中原的乡土环境中长大，乡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他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积累，对乡村的生活习俗、人情世故都了如指掌。他深谙中国乡土道德与人伦关系，知道在乡村里，邻里之间要相互帮助、尊老爱幼、诚实守信。他擅长通过曲折、富有戏剧性冲突的故事来建构人物的行为和命运。在他的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面的。他们会在面对各种困难和诱惑时，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与弱点。 浩然的作品备受肯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泥土味”与“露水气”。“泥土味”的“土”，并不是指土气、落后，而是说它接近真实，来自民间。浩然的作品就像是从乡村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花朵，带着泥土的芬芳。他笔下的人物、故事、场景，都是乡村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在《喜鹊登枝》这部作品中，开头对女儿婚事的不同态度的描写就十分精彩。先是“飞来了两只花喜鹊，登在院子当中的桃树枝上”，这一描写充满了乡村的生活气息，喜鹊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是吉祥的象征，它们的出现为故事增添了一份喜庆的氛围。接着是韩兴老头“把粪箕子往猪圈墙下边一丢，仰着脸，露着黄胡子，笑眯眯的望着花喜鹊，寻思着它们预兆的喜事儿”。这一动作和神态描写，生动地展现了韩兴老头对喜事的期待和喜悦。 浩然的小说语言没有知识分子那种过分修饰的书面语言，那种语言往往过于华丽、生硬，让人感觉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同时，他也没有故意借用地方色彩浓郁、土味十足的乡村土话。有些作家为了表现乡村特色，会大量使用一些生僻、难懂的方言土语，虽然这样能够增加作品的地方特色，但也容易让读者产生理解上的困难。浩然的语言是一种文学化了的民间语言，它既保留了民间语言的生动、活泼，又经过了文学的加工和提炼，更加流畅、自然。 浩然作品的“新人”主题与浓郁的“泥土味”，吻合了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文学观念。在那个时代，文学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使命，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反映广大工农兵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浩然的作品正好符合了这一要求。他笔下的新人形象，都是积极向上、勇于奋斗的，他们代表着新的时代精神。同时，他的作品又充满了“泥土味”，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乡村生活的真实和美好。这种结合，使得浩然一进入文坛，即获得了文艺理论界的高度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