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身患癌症的陈毅看望朱德：这次是周总理叫我来看看你们的 “老总，周总理让我给您带句话——‘可别偷着下海游泳！’”1971年7月初的北戴河夜里，陈毅压低嗓子，半开玩笑地对白发苍苍的朱德说。病房外，浪声轻拍堤岸，窗内，两位久经沙场的元帅相视而笑，却都掩不住憔悴。 海风吹来潮湿气息，灯光下能看出陈毅脸色泛黄，腰身已大不如前。朱德也不好，咳嗽一阵接一阵，康克清握着热水袋守在一旁。三个人并排坐在藤椅上，短暂沉默，不再需要客套——真话、实话，往往只在这类深夜说出口。 时间拉回一年多前。1970年春，陈毅在石家庄下部队时就已腹痛不止。军医初步判断是肠胃炎，他吃了止痛片也撑着干工作，夜里疼得出汗。张茜实在看不下去，催他给周恩来写信。信纸很薄，陈毅只写了寥寥数行：“腹痛，望回京就医。”周恩来批示：“即刻办理。”十月，陈毅回到北京，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确诊胃癌。 诊断结果没公开，病房内却一片低气压。周恩来忙得脚不沾地，仍三天两头来探望，每次都把花生米和烧饼塞到陈毅手里，说“嚼点硬的，练练牙口”，其实他知道，这点东西根本补不回。年底，周恩来决定把陈毅转到日坛医院接受放疗，又向有关部门叮嘱：“检查、护理，一个环节都不能掉。” 1971年“五一”前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偶遇日坛医院院长吴桓兴。“吴院长，我看陈老总还能吃烤鸭，会不会是误诊？”总理半真半假抛出疑问，吴桓兴只能摇头：“真的是，不好骗您。”周恩来听罢没再说话，捏着茶杯沿踱步良久，这一幕被工作人员悄悄记下。 同年六月，医生建议陈毅到北戴河静养，海风有利于舒缓情绪。张茜收拾好药箱和手稿，把他送进疗养所。海天一色，气温适宜，陈毅却没有多少心思欣赏景致——他每天早晨五点坚持读《参考资料》，剪报，给外交部写批注。张茜不免抱怨：“都这样了还操心天下事？”陈毅笑答：“兵马未动，情报先行，我这手还能握笔呢。” 巧合的是，朱德也在北戴河。周恩来得知后赶来办公兼探病，他白天见外宾，晚上拎着补品跑疗养所。一个夜里雨刚停，周恩来对陈毅说：“我得马上回北京，时间不够，你去替我看看朱老总。”说罢把一个小本子塞给陈毅——里面记着朱德喜欢的点心、血压数据和药物剂量。 第二天午后，陈毅拄着拐杖进了朱德的屋子。两人并肩窗前眺海，谁也没先开口。最终还是陈毅打破僵局：“我替总理捎话，您身体要紧，别逞能。”朱德慢慢点头，转身握住陈毅前臂：“你自己呢？别把我的事当借口，保重，不然我可生气。”一句轻斥，把屋里紧张气氛化散。 此后一个月，陈毅时常推门而入，或带一盒海棠糕，或带几行新改的诗稿。朱德爱诗，对平仄格律极挑剔，常竖起手掌比划：“这字该换，用‘江’更顿挫。”陈毅回敬：“老总咋成了编辑？”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康克清在一旁给陈毅量血压，时不时插句：“病号就别吵了，省点劲。” 八月初，陈毅病情忽而恶化，高烧不退，只得返京。送别那天清晨，朱德站在木栈道口，军大衣随风飘。陈毅抬手敬礼，没再多话，车子开远后他拿手背抹了抹眼角。医生不让他激动，可有些情感根本压不住。 回到北京，陈毅住进301医院特护病房。周恩来夜里十一点赶到，只坐了十分钟，却把工作简报念了一页又一页。“给你打发时间。”他解释。那几天，朱德也坐火车进京，每次到病房都要人搀扶。门一开，他先敬礼，然后默默握手。陈毅声音很轻：“老总，我把诗稿留给你，别让后人笑话。”朱德只回答：“放心。” 1971年冬，北京格外寒。卫士记录，陈毅体重一路跌破五十公斤，连续咳血。12月，中南海里还在制订外交文件，周恩来抽空赶来签字，却先拐到医院，掐着表只争三十分钟。那晚他出来时眉头深锁，对秘书讲：“时间不等人。” 1972年1月6日23时21分，医疗组记录心电图成一条直线。张茜扑在床边，轻喊“老陈”，没回应。次日凌晨，守在电话旁的周恩来听到噩耗，沉默许久后说：“安排追悼事宜，通知朱老总。”电话那端工作人员哽咽答应。 追悼仪式上，朱德披着军大衣，坚持不用轮椅，拄杖一步步走向灵柩。站定后，他缓缓举手行礼，停留良久。随后，他掏出早已写好的挽诗交给工作人员：“替我放他身边。”简单八句，却句句沉甸。 送别队伍里，不少人是陈毅昔日部下。他们说，这位元帅爱笑、爱诗、爱兵，最后仍惦念战友。有人回忆，他在北戴河调皮说要“偷偷下海”，其实脚刚迈进浪头就被张茜拽回。那一刻，他哈哈大笑：“我不是痊愈，我是贪玩。”笑声高亢，仿佛又回到峥嵘岁月。 岁月终会向前，但那场在北戴河夜色中开始的对话，还在很多人耳边回响。老兵退场，浪涛依旧；纸上的诗句，也像海风，一阵阵提醒后人，何谓赤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