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曾在书中写道:“我写作不为别的，就是想告诉后人，几千年来单干的农民，是怎样被组织起来，去改天换地的！”浩然，这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颇具争议却又无法忽视的作家，其独特地位源于特殊时期“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特殊身份，这一身份不仅深刻影响了他的命运轨迹，也导致了公众对他评价的多样性。 “浩然始终将共产党视为广大贫苦农民的救星，是为他们主持公道的力量，是儿时听说书时心中的正义英雄。”由于浩然个人经历充满曲折与不幸，是党和政府的帮助使他与姐姐免于流离失所，因此他对共产党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他回忆道：“我把每一个穿着二尺半灰褂子，或挎着皮兜子，或打着绑腿的工作人员，都视为真正的英雄。我敬仰他们，热爱他们，动作、打扮也模仿他们；只要见着面，就像粘住一样离不开，走了就难过，看不到就想念，我以最纯真的心追随他们！” 进入新时期，浩然的文学创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他自己也清楚地看到了早期作品里存在的不足之处。尽管经历了三十多年风风雨雨、起起落落，这份对写作事业的执着却始终没丢，给他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和满足。他决心要扎根在农村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笔下的重心不再是单纯地描绘“新人新事”，也不是像过去那样，把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当作经线，再把人物活动当成纬线去编织故事框架。他这次要来个彻底的调转。他要把“人”本身、人的心灵轨迹、人的命运沉浮，放在舞台最中央的位置。至于政治、经济这些社会变迁的大潮，它们不再是主导故事的动力，而是退后一步，成为映照人物命运的广阔背景和深沉天幕。 这种创作思路的转向，标志着浩然开始将个人生命体验与宏大的时代话语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并把这种思考灌注到他新时期的小说创作里。他一边思考着未来，一边不懈地埋头写作，这段时间里，他的创作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一本又一本书接连问世。面对这些成绩，浩然没有停下脚步自我陶醉，而是不断地给自己加油鼓劲，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评论界也注意到，他在这个阶段的创作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与提炼、题材的选择与凝聚、作品的整体架构、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以及文学语言的运用上，都展现出了新的面貌和值得肯定的进步。可以说，和过去相比，有了不小的提升。 《山水情》这部作品，成了他新时期创作的一个新起点。这部小说像是给他重新注入了活力，激发了他高昂的创作热情。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这股热情一直持续着，他接连写出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中篇小说就有十几部，短篇小说的数量更是多达二十多篇。他不再是被动地反映政治口号，而是带着经过深刻反思后的新认识，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审视他所经历和观察到的生活。这就使得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既包含了厚重的历史纵深，又闪烁着鲜明的时代光芒。 读者翻开他的中篇小说，往往能从书中人物某个侧面的命运起伏，或者生活历程的几个关键片段里，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印记和现实生活的复杂色彩，体会到时代的内在脉动和生活的真实分量。除了大量的中短篇，浩然还创作并出版了《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苍生》、《迷阵》、《活泉》、《乐土》、《圆梦》等一系列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品。1984年，汇集他重要作品的《浩然选集》三卷本也正式出版发行。这些作品有力地证明了浩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成就。它们不仅延续了作家对过往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同时也将敏锐的目光投向了正在发生变化的当下现实生活。 正是由于浩然在表现现实问题时，能够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对照思索，并且较为准确地捕捉到了新时代的精神动向，使得《山水情》这部关注农民命运、进行历史反思的小说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这种创作模式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山水情》中的罗小山，也贯穿于浩然后期创作的许多重要人物身上。像《浮云》里的唐明德，《晚霞在燃烧》的主人公丁福，《姑娘大了要出嫁》里的刘永发等等，这些人物虽然处境不同，故事各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闪耀着某种理想化的英雄光辉或道德光环。他们普遍正直、无私、坚韧，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觉和奉献精神。 这种人物塑造方式，固然有其感染力，体现了浩然对乡土和农民深沉的热爱与赞美，但其副作用也显而易见——它将人物的复杂性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提纯和简化，削弱了作品对人物内心真实世界的深度勘探，也妨碍了作家对中国农民在特定历史与现实交织下更为复杂、更为本真（有时甚至是带着缺陷与挣扎）的精神面貌和现实本质进行全面而透彻的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