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5日，62岁的于立群被发现在卧室自缢，身旁压着几页泛黄信纸，红木衣架上的白绫，仿佛将她拉回四十多年前那个未被揭开的秘密。八个月前，她刚送走丈夫郭沫若，强忍悲痛整理遗物时，书房角落的柚木盒子成了潘多拉魔盒。
匣中三封1930年代的信，最底下一封落款“立忱于东京”，字迹娟秀却透着沉痛。信末“君既负姐，何人再负我”一句，如惊雷劈开她四十年的婚姻幻象——她终于知道，1937年姐姐于立忱的自缢，并非因贫病交加，而是源于郭沫若的背叛。
信中揭露，于立忱在东京曾怀上郭沫若的孩子，却被他劝去堕胎，还许诺会离婚迎娶。可手术后，他再未露面，甚至在她回国后，日本媒体还报道了他与日本妻子安娜的“银婚纪念”。失望、羞辱与病痛交织，让25岁的于立忱选择了绝路。
而于立群与郭沫若的相识，恰在姐姐葬礼上。他神情哀戚送上白菊，随后逐渐成为她的伴侣。四十年来，她放弃演艺事业，育有六子女，在政治风波中坚定相伴，打理家务、誊抄文稿，堪称贤内助典范。可这一切，竟建立在姐姐的痛苦之上。
她无法接受自己与伤害姐姐最深的人共度四十年，那些深夜誊抄的诗剧、定陵发掘时的陪伴、承受丧子之痛的坚韧，瞬间成了对自己的嘲讽。镜子上未写完的“姐”字，是她对早逝姐姐迟来的告解。她用与姐姐相同的方式告别，连红木衣架都是姐姐所赠。
世人铭记郭沫若的诗文与功绩，却鲜少记得这些为他沉默的女性。于立群的极端选择，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剧，更像一封写给时代的沉重回信。这场迟到四十年的真相揭露，终究以最惨烈的方式画上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