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40岁李世民传召11岁的徐惠侍寝。可是，她姗姗来迟。李世民质问：“你入宫不久，有什么要事非要现在处理？”面对李世民的怒气，徐惠瞬时间大脑高速运转，她只用了简单的一招，让李世民的面部表情由不满转化为开心。 这场看似微不足道的延误，差一点让一个少女才人从此失宠，甚至断送命运。而她，仅用一首藏锋诗句，悄然化解了君王的怒意，也为自己在深宫中赢得了第一场胜利。 事情要从徐惠小时候说起。她出生在江南湖州长兴一个官宦之家，自小聪慧，五个月咿呀学语，一岁能叫人名，三岁识字，四岁能背论语，五岁就开始模仿古人写辞章。她父亲徐孝德是个地方官，也是一位推崇文学的学者，看见女儿的天赋，当即决意不藏私才。 他把徐惠写的文章、拟的《离骚》一一誊抄，送到各地官员和文士手中。江南一带的文人不久就知道，长兴出了个神童女儿。 消息传到长安，很快也传到了皇帝耳边。李世民此时正值壮年，刚经历完开国初期的权力震荡，朝局初定。他向来喜才重文，尤其爱收罗各地奇才异士。听说江南有一位女童才气惊人，当即下旨召她入宫。 那年，徐惠才十岁。 皇宫的日子对其他女子来说可能是软禁，对徐惠而言却是另一个世界的考场。她被安排进后宫，初封“才人”，这是最低一等的嫔妃封号。但她从不以美貌取宠，只以诗文与学识立足。白天，她跟着太宗学习《诗》《书》，夜里，则在宫灯下读写不息。不出两年，她就晋升为“婕妤”，再被提为“充容”，这是仅次于贵妃的正二品。她站在了一群后宫女子都难以企及的位置，仅靠纸笔和脑子。 可正是这段时间，李世民开始关注她，不仅因为她的文采，更因为她的举止与众不同。 有一晚，深夜已过三更，李世民忽然心血来潮，遣人去召徐惠侍寝。宫里传旨的太监赶到她寝殿，传话说：“皇上有召，速去。”按理说，这时候，谁都得立刻起身，哪怕还在梦中也要疾步赶去。但徐惠却迟了一刻钟。等她走进殿中，李世民脸色已变。他冷眼看着眼前这个十一岁的小才人，心里满是疑问和不满。 她不是刚入宫不久吗？她不应比谁都清楚君命如天吗？为何敢在召见中迟疑？ 空气一时间僵硬。身边的宫人屏住呼吸，没人敢说话。李世民眉头紧皱，心里已生厌意。可他还没开口，徐惠却从衣袖中轻轻抽出一纸短诗，低头双手奉上。 李世民接过，扫一眼，神色顿变。诗中写道：“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 诗意清雅却含情，乍看是迟到的借口，实则是一种试探——她用诗句回应君王的怒气，不卑不亢，不低头讨好，也不直接抗拒。她巧妙地告诉李世民：我不是不敬你，而是我在意你，才愿意花时间梳妆准备，以最好的一面来见你。哪怕你只召我一刻，我也愿意花万千精力来应对。 那一刻，李世民脸上的怒意全无，眼神中反而多了笑意和欣赏。他看懂了这首诗，也看懂了眼前这个少女的分寸感。这不是一个只会阿谀取宠的侍妾，这是一个能在皇权面前稳住气场、用才情周旋的人。 此后，她的地位更稳了。宫中无人敢小觑这个年轻的“文学婕妤”，连太宗也时常让她参与文稿润色，甚至一些朝廷政务，她也能提建议。 时间流转到贞观末年，李世民开始有些急躁。他年纪渐长，身体虽健，但思虑过多。对外，他频频发动征战，西域高昌、突厥部族连年出征；对内，他大兴土木，修建宫殿、陵寝、园林，一波接一波。朝中大臣多有谏言，但太宗逐一驳回。 就在这时，徐惠再次递上奏章。她在其中坦陈利弊，劝太宗“息兵罢役”，一切应以百姓为本。她没有用词激烈，也没有生搬书卷之言。她直接分析国库所剩、百姓疲困、兵员不足，同时提醒皇帝，民心若失，根基必危。奏章递上去时，太宗沉默良久，竟然真的采纳了她的建议。 赏赐随之而来，一套金玉佩饰，加俸，再赐书库图籍若干。宫里上下都知道了，这位才女不只是写诗好，她还懂国政。 然而，再有才也挡不住命运的手。 649年，李世民病重。他临终前并未再召见徐惠，但他让儿子李治将她列入“昭陵陪葬”，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皇帝死后，李治继位为唐高宗，追赠她为“贤妃”，将她升至正一品，并安排随葬昭陵。 不久，徐惠也病倒了。没人知道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有人说是宫中积郁，有人说是思念成疾。650年，她静静地死去，年仅24岁。 一生短暂，但她在短短十四年中，从一个江南才女成为帝王知音，用一首诗改变命运，成为历史上少见的“文妃”。 后人常记住的是那晚她迟到后的那首诗，但更值得记住的，是她一生都没迟疑过要靠自己赢得尊重。这在那样一个时代，已是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