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恩施军分区司令员乘车去剿匪，路上听说参谋打了一个电话，脸色一变，赶紧下令撤回，次日有人对他说：“昨天有土匪想伏击你们！”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50年，湖北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王定烈刚结束对鹤峰方向剿匪战斗的部署，还未坐下吃饭，来凤县又传来急报：数股土匪汇聚纠集火力，形势迅速恶化。 来凤地处山区交界是匪患多发地之一，恩施军分区多次调兵镇压，仍反复死灰复燃，王定烈决定亲自前往来凤县组织清剿。 作战参谋牵头安排出发路线与人员，随行人员不多，仅配备十余名警卫，出发前一天深夜，作战参谋袁志全向来凤县大队挂出一通电话，通知王定烈将于次日上午出发，预计下午三时抵达来凤县指挥所，请求做好接应准备。 电话通话五分钟，内容无异常，次日清晨，王定烈登车离开军分区前往来凤，车辆穿过恩施西郊的乡村公路，行进约一小时，接到副官汇报： 参谋袁志全昨日曾通过电话通知来凤县，详细说明行程时间与人员构成，王定烈当即命令车队在前方岔路停车，下令随行人员就地防备，不得前进。 在核实情况后，王定烈直接下令全体返回军分区并指示立即封锁当日所有行程信息，今后不得通过电话讨论司令员动向。 返回途中未遭袭扰，王定烈召集电讯班成员连夜检视电话线路，并调取来凤县以往的通信记录，技术员证实恩施至来凤的电话线为明线，沿线多数无加密，有被非法监听的可能。 王定烈掌握情况后并未声张，而是在深夜独自起草新的行军命令，两日后，王定烈更换出发路线，取消从恩施直达来凤的主干公路，改为经巴东县转入乡道，绕过主要公路，翻山越岭，从北侧插入来凤县。 此次行动未通过任何电话通知，仅由信使骑马携纸质命令传递至来凤县大队，当天下午，王定烈安全抵达来凤。 县大队队长刘元昌汇报：昨日傍晚至夜间，公路沿线多个地段出现大规模土匪集结，数量超过二百人，携带轻重火力，设伏于公路两侧崖壁、树林、废屋之中，埋伏区域正是原定车队行进路线。 来凤县公安队在次日清晨勘察现场，发现遗留弹壳、火药袋、火柴堆积，以及数份手写侦察记录，记录内容与原定王定烈出发时间、路线、车队人数几乎完全吻合。 确认情况后，王定烈在县大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宣布立即启动反制计划，他命令情报股通过现有明线电话，对外播报一则新消息： 恩施军分区决定于三日后对来凤县西部山区土匪实施三面合围，东、北、南三线推进，留西南一角作为撤逃通道。 虚假情报一经发出迅速传遍来凤、宣恩、鹤峰之间的山寨与村落，王定烈安排秘密侦察组监视各大土匪据点活动动向，证实土匪已开始在西南方向集结人手，预备突围。 第三日夜晚，王定烈亲自率恩施军分区两个连、来凤县大队全体干部，在西南方向设下多层火力网，沿山腰、溪口、谷道布置卡点，设置反坦克壕、机枪阵地、爆破带。 凌晨三时，土匪主力开始撤离原据点，沿西南方向突围，敌方携带大量枪械与弹药，行进速度缓慢，进入设伏区域后，王定烈下令全线开火。 第一波火力覆盖后，敌方前锋阵脚大乱向两侧逃窜，被侧翼伏兵切断，随后，土匪试图回撤，后路亦遭封堵。 交火持续四个小时，王定烈调动第二梯队将突围残部一一围堵清剿，最终形成合围包夹，此次行动共计击毙土匪及其组织成员两千余人，缴获步枪、轻机枪、火药数百件。 来凤长期盘踞的主要匪首向受伯于混战中被擒，随即押回恩施接受审判，剿匪行动结束后，来凤县境内连续二十余天未再发现土匪活动迹象，民兵巡逻未见可疑武装聚集，百姓陆续回村收割秋粮。 县大队恢复夜间布防与治安巡查，村干部重返工作岗位，重建被烧毁的民房、粮仓、校舍，王定烈随即向湖北军区递交作战总结，详细记录如何利用敌方监听习惯设计反伏击计划，并在不对称情报条件下完成全歼作战目标。 该报告引起武汉方面重视，湖北军区下令在鄂西北各地军分区推广“反监听、设陷阱、引歼灭”作战思路。 数月后，王定烈调任军区其他职务，来凤剿匪战例被军事报刊刊发，成为典型战术案例，此战后，恩施、来凤、宣恩一带匪情锐减。 电讯监听成为土匪组织普遍忌惮的行动手段，多数残匪转入山林散逃，再未组织起成建制抗击，来凤县数千百姓在年底前自发组织清理战场遗迹，收葬伏击地点的遗骸，书写碑记，记载来凤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剿匪行动。 当地政府设立纪念日，回顾王定烈一战剿灭匪患，恢复政权与秩序的关键转折点，这场由一次电话引发的生死较量，没有血腥细节的渲染，也没有传奇色彩的修饰，但每一个决策、每一个调令、每一条伏击线，都是王定烈对局势精准判断的实战体现。 对抗中，敌人依赖监听，王定烈将计就计，反将其纳入猎杀陷阱，一场潜伏与欺敌的博弈，在鄂西南山地写下了真实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