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天,河北围场,一个老迈的前土匪,突然冲进了公安局,脸色苍白、眼神慌张。他不是来投案,也不是告急。而是,带着一条“要紧的报告”。公安值班员满脸疑惑,但当他凑近耳朵,听完这句“秘密耳语”后,整个人愣住了。几分钟后,齐达榜被迅速带入审讯室,整个公安局警铃大作。 齐达榜刑满释放,重新回到河北承德围场漫子沟。他已经60多岁了,头发花白,步履迟缓,手上有旧枪伤。他曾是土匪,在解放前那会儿,是山头有号的“齐老总”。解放后他被剿匪部队抓获,判了刑,一蹲就是十多年。 他回来那天,村里人都躲着。有人悄悄关门,有人往窗后探头。没人敢招惹他,但也没人信任他。 公社出于政策安排,给他找了个赶大车的活计。算是“改造就业”。他不多话,话里总带点阴郁。干活勤快,嘴上却老是念叨“这世道变了,变得叫人不识”。队里年轻人对他避而远之。 但齐达榜没心思跟人交际。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村口的石墩上发呆,盯着远处某户人家的烟囱,眼里发直。有人见过他深夜拎着酒瓶走向山边小树林,有人听说他跟人打听“柴胡栏子”的事,但没人当回事。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能洗掉心头积压20多年的秘密的机会。 那天早晨,天刚亮。齐达榜拎着破布包,直接走进了围场县公安局。他步伐快,呼吸急,几乎撞开门。值班员本能拦他,他喘着气喊:“我有要紧的报告!” 值班公安皱眉,以为他犯了啥事儿。可齐没有再说一句废话,他一只手搭在嘴边,靠近公安耳边轻声说了句话。 对方脸色瞬间就变了。他眯着眼,迅速盯住齐达榜,喊来上级。当场,值班记录转为“紧急审讯级别”。齐被带进三楼小审讯室,门“咣”地一声锁上。 里面没有刑讯,没有威胁。他主动说。他说的是一件1947年的事——柴胡栏子村,一起集体谋杀案。 当年解放军北上路过此地,五名干部在该村借宿。结果当天夜里,被人残忍杀害,现场满地血迹。时局混乱,案件查无实据,被列为“悬案”冻结。而他,齐达榜,当时并不在村里,但“听说过一些”,尤其记得一个人——任芳伍,现年72岁,仍活着,仍在村里。 齐达榜不敢早说。他怕说了被人报复。他怕当年那股旧土匪势力还有人残存。可现在,老了,也活够了,他决定说出来。 公安局上报,县里震动。 任芳伍在村里,是个“老实人”。种地干活,从不吵嘴。村民都说他脾气好,连三岁小孩都敢爬他膝头。 可公安来了,一声令下,带走了他。当时全村懵了。 警方根据齐达榜口供和旧档案,一点点拼接1947年的那桩血案。很快发现,当年五位干部确实住进任芳伍家;也确实是他负责接待。而案发后第二天,他一度“外出失踪三天”,后来归队自称“逃兵团抓了”。 档案模糊,但疑点明显。警方还找来一位曾参与掩埋尸体的老民兵。此人一看到任芳伍的照片,脸色顿变。他说自己一直怀疑,“那晚动手的人就是他”。 铁证不多,但线索越来越密。任芳伍终于在面对一纸检举时,表情有了裂缝。不是慌张,而是那种几十年压在心底的东西,一下被挖了出来。 调查升级,案件从“历史线索”变为“再审命案”。 1969年春,围场县人民法院宣布立案。任芳伍被关押,等待审判。 齐达榜成为“关键举报人”,公安对他特殊处理,安排临时居所和警卫保护。村里人这才惊觉,那个“出狱老匪”,原来揭掉了最沉重的一块盖布。 审判那天,没有公开,但法院内外警戒严密。 判决下来——任芳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故意杀人,敌我斗争中恶意潜藏,逃避制裁二十二年。 案件落幕,村子安静下来。有人说齐达榜是“立了大功”,有人说他是“报私仇”,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因为他们也模糊记得,当年确实有人失踪、有人夜里哭喊,可没人敢多问。 齐达榜没有离开村子。他没有再犯事,也没再张扬。他偶尔赶车路过那户废弃的老屋,会停下,望几眼,发几分钟呆。 几年后,他安静地死在车棚后面的小床上。走的时候,手边放着那张发黄的起诉通知书。 有人说他是恶人,也有人说他做了件“该做的事”。 不管怎么说,那天他冲进公安局,说出那句“要紧的报告”时,一桩沉底的冤案,终于有了落点。
“赚麻了!”河北,一烤鱼店老板招了一名大学生暑假工,可令他意外的是,在饭店空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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