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天，河北围场，一个老迈的前土匪，突然冲进了公安局，脸色苍白、眼神慌张。他不是来投案，也不是告急。而是，带着一条“要紧的报告”。公安值班员满脸疑惑，但当他凑近耳朵，听完这句“秘密耳语”后，整个人愣住了。几分钟后，齐达榜被迅速带入审讯室，整个公安局警铃大作。 齐达榜刑满释放，重新回到河北承德围场漫子沟。他已经60多岁了，头发花白，步履迟缓，手上有旧枪伤。他曾是土匪，在解放前那会儿，是山头有号的“齐老总”。解放后他被剿匪部队抓获，判了刑，一蹲就是十多年。 他回来那天，村里人都躲着。有人悄悄关门，有人往窗后探头。没人敢招惹他，但也没人信任他。 公社出于政策安排，给他找了个赶大车的活计。算是“改造就业”。他不多话，话里总带点阴郁。干活勤快，嘴上却老是念叨“这世道变了，变得叫人不识”。队里年轻人对他避而远之。 但齐达榜没心思跟人交际。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村口的石墩上发呆，盯着远处某户人家的烟囱，眼里发直。有人见过他深夜拎着酒瓶走向山边小树林，有人听说他跟人打听“柴胡栏子”的事，但没人当回事。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能洗掉心头积压20多年的秘密的机会。 那天早晨，天刚亮。齐达榜拎着破布包，直接走进了围场县公安局。他步伐快，呼吸急，几乎撞开门。值班员本能拦他，他喘着气喊：“我有要紧的报告！” 值班公安皱眉，以为他犯了啥事儿。可齐没有再说一句废话，他一只手搭在嘴边，靠近公安耳边轻声说了句话。 对方脸色瞬间就变了。他眯着眼，迅速盯住齐达榜，喊来上级。当场，值班记录转为“紧急审讯级别”。齐被带进三楼小审讯室，门“咣”地一声锁上。 里面没有刑讯，没有威胁。他主动说。他说的是一件1947年的事——柴胡栏子村，一起集体谋杀案。 当年解放军北上路过此地，五名干部在该村借宿。结果当天夜里，被人残忍杀害，现场满地血迹。时局混乱，案件查无实据，被列为“悬案”冻结。而他，齐达榜，当时并不在村里，但“听说过一些”，尤其记得一个人——任芳伍，现年72岁，仍活着，仍在村里。 齐达榜不敢早说。他怕说了被人报复。他怕当年那股旧土匪势力还有人残存。可现在，老了，也活够了，他决定说出来。 公安局上报，县里震动。 任芳伍在村里，是个“老实人”。种地干活，从不吵嘴。村民都说他脾气好，连三岁小孩都敢爬他膝头。 可公安来了，一声令下，带走了他。当时全村懵了。 警方根据齐达榜口供和旧档案，一点点拼接1947年的那桩血案。很快发现，当年五位干部确实住进任芳伍家；也确实是他负责接待。而案发后第二天，他一度“外出失踪三天”，后来归队自称“逃兵团抓了”。 档案模糊，但疑点明显。警方还找来一位曾参与掩埋尸体的老民兵。此人一看到任芳伍的照片，脸色顿变。他说自己一直怀疑，“那晚动手的人就是他”。 铁证不多，但线索越来越密。任芳伍终于在面对一纸检举时，表情有了裂缝。不是慌张，而是那种几十年压在心底的东西，一下被挖了出来。 调查升级，案件从“历史线索”变为“再审命案”。 1969年春，围场县人民法院宣布立案。任芳伍被关押，等待审判。 齐达榜成为“关键举报人”，公安对他特殊处理，安排临时居所和警卫保护。村里人这才惊觉，那个“出狱老匪”，原来揭掉了最沉重的一块盖布。 审判那天，没有公开，但法院内外警戒严密。 判决下来——任芳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故意杀人，敌我斗争中恶意潜藏，逃避制裁二十二年。 案件落幕，村子安静下来。有人说齐达榜是“立了大功”，有人说他是“报私仇”，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因为他们也模糊记得，当年确实有人失踪、有人夜里哭喊，可没人敢多问。 齐达榜没有离开村子。他没有再犯事，也没再张扬。他偶尔赶车路过那户废弃的老屋，会停下，望几眼，发几分钟呆。 几年后，他安静地死在车棚后面的小床上。走的时候，手边放着那张发黄的起诉通知书。 有人说他是恶人，也有人说他做了件“该做的事”。 不管怎么说，那天他冲进公安局，说出那句“要紧的报告”时，一桩沉底的冤案，终于有了落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