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京的夏天闷热无风。胡友松站在镜子前，望着自己的脸，额头微微发汗。她低头看了眼日历，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来生理期了。她心里有点慌，想着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又觉得……是不是，怀上了？她才27岁，丈夫李宗仁却已经76岁。这个年纪，还能有孩子吗？ 她走到李宗仁面前，小声问了一句。本以为他会说去医院看看，谁知他竟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喜讯一样，猛地抱住她，声音里带着激动与喜悦。那一刻，他真以为自己老来得子，兴奋得像个孩子。 而胡友松却突然红了眼，眼泪一滴滴落下来。她转过头，不让他看见自己哭。她知道，这眼泪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恐惧、彷徨，还有她心底一直压着的那个问题——这场婚姻，究竟为了什么？ 李宗仁，这个曾经在战场上风光无限的人物，到了晚年，却成了政坛边缘人。他回到北京时已近古稀，身边没有至亲，也没有子嗣。党和政府给予了他“归来”的礼遇，却也需要他配合一种“团结”姿态。他需要一个家庭，一个稳定的象征。 胡友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他生命中的。 她年轻，形象干净，背景简单，又有护士身份。她不是名门之后，也不是官宦子女，只是一个普通的南方姑娘，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她被选中，不是偶然。 婚礼那天，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称这是“政治联姻中的典范”，称李宗仁“得美人相伴，精神焕发”。人们好奇这个差了49岁的“组合”，也有人暗地嘀咕她是不是图名图利。 但没人知道，她那天晚上独自坐在新房一角，窗外鞭炮响彻，屋内她一声不响。她想笑，却笑不出来。她不懂，怎么自己的人生会突然被推上一座舞台，众目睽睽，却无处可逃。 婚后第三个月，胡友松的生理期突然不来了。她身体一向规律，开始时只觉得疲惫，后来才警觉。她没告诉任何人，只是默默数着日子。 终于，她还是鼓起勇气问李宗仁该怎么办。没想到，他一听立刻精神了，脸上的皱纹仿佛都展开了。他紧紧抱住她，喜形于色。他说不定真的相信自己还能再当一次父亲。 可胡友松却哭了。 她那一刻明白，李宗仁是真的希望他们有孩子。他不是表演，他是真的期待。可她也明白，这不是爱情的期待，是一种对“存在感”的渴望，是他想在这个国家、这个体制里留下最后一点痕迹的方式。 她哭得很小声，却止不住。 她不是没动过“要个孩子”的念头，但那是出于陪伴，是想有个人依靠，而不是完成任务。她忽然感到极度疲惫，像是被一张无形的网套住，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安排。 医生的结果很快出来，根本没怀孕，只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延迟。李宗仁沉默了，他没有责怪，只是点点头，眼神黯淡。 那之后，胡友松更加沉默。她不再提孩子，也不再说身体的事。她知道，不是每一个被安排的婚姻都能演成爱情，也不是每一个吻背后，都藏着真情。 李宗仁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胃病、哮喘、关节炎都在加重。他早年负伤，晚年更是动辄卧床。胡友松成了他的全职照护人，端药喂饭、扶床起卧，事无巨细。 她没有怨言，却也从没表现出太多温柔。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她还年轻，有青春，有未来，却像是被困在一座老屋里，空气沉重，灯光昏黄。有人说她“命好”，成了“前总统夫人”；可她知道，自己什么也没有。 李宗仁偶尔会说起旧事，说起战场，说起蒋介石，说起他年轻时的辉煌。她听着，像听广播剧。有时，她会突然被某句触动，可转头一看，那人却已闭目沉睡。 这场婚姻，是她的人生一次骤然拐弯。她努力适应，却始终没法彻底投入。不是不敬，而是无力。 她曾经以为自己可以慢慢习惯，可以把命运扳回一点。可日复一日的照料和沉默，让她觉得自己只是“角色”，不是“妻子”。 1969年，李宗仁病重住进北京医院。那段时间，胡友松几乎昼夜陪床，衣不解带。 几个月后，他病逝。 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周恩来亲自出席。媒体再次出现，镜头对准她。她站在灵前，眼神呆滞，像是魂魄早已被掏空。 葬礼结束后，她搬离了李公馆，回到了原本的单位。她没再婚，也没生育。 余下的人生，她过得很安静，像是与世界拉开了距离。她继续当护士，救人无数，却从不提自己那段婚姻。 她不恨李宗仁，她明白他只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也无力。她只是怨自己没能走出那条被安排的路，太早就被裹挟进不属于她的命运。 2008年，她安静离世，终年69岁。她的一生，始于一段注定沉重的婚姻，也终于一片沉默。她没留下子女，也没留下什么名声。她只是静静走完了她的那条路。 一滴眼泪，暴露了一个年轻女人的脆弱，也道尽了一个被动婚姻的无奈。 在那个年代，太多人的命运不是自己选的，而是被推着走。胡友松只是其中一个。 而那个抱着她、满眼希冀的老者，也不是纯粹的加害者。他们都只是被历史选中的“符号”，一段“团结”的故事里，两个真实的人。 可即便如此，她那晚的哭声，依旧刺破了所有的安排。那是她仅剩的反抗。 那滴泪，是她的自由，是她自己的人生，最后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