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深秋，福建泉州的一处建筑工地尘土飞扬。28 岁的朱家明攥着皱巴巴的汇款单，站在脚手架上望着远处。这是他离开老家的第三个月，口袋里的钱刚够给母亲徐淑芬寄去买药的费用。他低头摸了摸口袋里磨得发亮的身份证，心里盘算着再干半年就回家盖新房。 ”轰隆 ——” 一声巨响划破午后的闷热。西侧刚砌好的围墙突然坍塌，飞溅的砖块砸中了脚手架的支撑柱。朱家明只觉得脚下一软，整个人像断线的风筝般从三层楼高的架子上翻落。 工友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三轮车，颠簸着送往附近的乡镇医院。“颅内出血，压迫神经了。”医生拿着模糊的 X 光片摇头，“命能保住，但脑子可能要受影响。” 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朱家明终于能勉强坐起来。可当工头问他家住哪里时，他只是茫然地张着嘴，喉咙里发出 ”嗬嗬”的声音。他记得自己是来打工的，却怎么也想不起家乡的具体名字，只隐约觉得那地方跟 ”水”有关。 更要命的是，揣在裤兜夹层里的身份证，在坠落时被钢筋勾破口袋弄丢了。出院那天，他攥着工头塞来的两百块钱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突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接下来的十年，朱家明成了福建大小工地里的 “幽灵”。他说话不利索，手脚也因为脑部损伤变得有些迟缓，右手总是不自觉地颤抖。老板们看他身材壮实还肯卖力，偶尔会留他干几天活，但大多时候干不满一周就会被赶走。 ”你看他那手抖的，搬个砖都能砸到脚！”有次在莆田的工地，包工头指着他的鼻子骂，”今天结了工钱赶紧滚，别在这儿碍事！” 朱家明低着头，把皱巴巴的钞票小心翼翼地塞进内衣口袋。他知道自己笨，只能用加倍的力气来弥补。别人扛一袋水泥，他咬着牙扛两袋；别人休息时，他还在清理工地的碎石。 可即便这样，还是常常被嫌弃。没有活干的时候，他就蹲在工地角落啃冷馒头，或者等到夜深人静，拖着麻袋去翻垃圾桶，捡些塑料瓶换钱。 2000 年春天，在泉州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他遇到了来自浙江的谭万刚夫妇。当时谭万刚正带着几个老乡承包外墙装修的活，雷丽珍在工地给大家做饭。 谭万刚夫妇来自浙江农村，见他老实巴交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我们这儿正好缺个搬材料的，你要是愿意，就留下吧。”雷丽珍把一碗热面条塞到他手里，”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 朱家明在谭万刚的工地上干得很卖力。虽然说话不利索，但他眼神里透着实在，交代的活总能认认真真完成。谭万刚夫妇看在眼里，渐渐对这个沉默的男人多了几分关照。 有天收工后，雷丽珍去工地宿舍找他，推开门差点被刺鼻的气味熏退。十几个人挤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朱家明蜷缩在最角落的木板上，盖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大衣。 “吃饭抢不过别人，住得也跟猪窝似的。”雷丽珍回来跟谭万刚念叨，“要不… 让他跟我们回去住吧？” 他们在工地附近租了间 30 平米的房子，一家三口挤着住已经够局促了。谭万刚犹豫了两天，最终还是在房间角落用木板隔出一个小隔间，铺了张旧床垫。”以后你就住这儿，”他拍着朱家明的肩膀，”跟我们搭伙吃饭，不用再去抢了。” 朱家明看着那扇挂着蓝布帘的小隔间，突然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他说不出感谢的话，只是不停地磕头，额头上很快就磕出了红印。 从那以后，朱家明把谭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着雷丽珍挑水、劈柴、打扫院子；工地上的活更是抢着干，重活累活从不含糊。雷丽珍看他总是穿那几件旧衣服，就找了谭万刚的旧衣裳给他改；知道他爱吃面食，每周都会特意蒸几锅馒头给他留着。 有次谭万刚的儿子发高烧，深夜里拦不到车，是朱家明背着孩子跑了三公里路送到医院。看着他气喘吁吁地蹲在急诊室外，手还在不住颤抖，雷丽珍突然红了眼眶：”这哪是雇来的工人，简直是家里人啊。” 2005 年，雷丽珍怀了二胎，夫妻俩决定回浙江老家发展。临走前，他们拿着朱家明的照片跑了好几个派出所，想帮他找家人，可查遍了带 ”水”字的地名，都没有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口记录。 “跟我们回浙江吧？”谭万刚最后问他。 他跟着他们去了浙江，就给他们的孩子做了舅舅，他在浙江待了好多年。直到2020年看到电视，听到了“贵州赤水”这个地方，他才想起了自己的老家。 几经查找，贵州根本就没有走丢一个“朱家明”的人，直到查到一个叫80多岁的老人家徐淑芬，这才知道她的儿子就是1990年到福建打工就失踪了的朱家明。 朱家明回家去了，他看到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他的父亲早就过世了，母子俩紧紧相拥，朱家明没有再跟着雷家夫妻俩回老家。 如今的朱家明，在老家开了家小小的杂货铺，。 徐淑芬老人总跟街坊邻居念叨：”要不是遇到好人，我儿子可能这辈子都回不来了。”她特意给谭家送去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千里寻亲路，人间有真情”。 这场跨越 27 年的等待，17 年的收留，最终在泪水与欢笑中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