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河南一医生去孤儿院义诊，惊讶地发现近8成弃婴的肚皮薄如白纸，甚至连体内的大便都清晰可见。 宋兆普第一次见到那个孩子，是在金庚康复医院的康复室。孩子脸色苍白，坐在角落里低着头，一动不动。他已经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依旧没有学会说话，也不会自己吃饭。护士说他从孤儿院送来时，肚皮薄得几乎能看见里面的东西。 这个孩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自从那年起，陆续有大批患有脑瘫和营养不良的孩子被送进金庚医院，他们来的方式不一，有的是宋兆普亲自带来的，有的是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上医院的志愿者。每次来一个孩子，宋兆普都会亲自登记、查体、开出康复方案。 最初是从几名医生自发义诊开始的，那时宋兆普还没有打算大规模收治。他只是想去看看情况，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但他万万没想到，仅仅是一次义诊，便彻底改变了之后十几年的方向。 他从没有向外公开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有人估算过，至少是一个亿，也有人说更高。有人说他变卖了房产，有人说他甚至连医院的备用基金都用光了。没人能从他嘴里听到确切数字。他只会说：“先把孩子救下来，钱的事慢慢再说。” 住院最难的不是治疗，是照顾。很多孩子晚上会突然抽搐哭闹，有的白天连坐起来都做不到。护士们排三班倒，还有医生轮流值夜班。康复训练每日不停，早上按摩、中午针灸、下午语言刺激。很多孩子反应极慢，一个动作得重复上百次。 医院负荷越来越重的时候，宋兆普找到了几个老同事。他说：“现在医院不挣钱，也不亏本，但要撑下去得大家都帮着来。”于是，一批又一批的老医生回来了，有退休的，有从别的城市赶来的。他们没有工资，有的连路费都是自掏腰包。 后来，有人问起这些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大多数来自孤儿院，有的是街头巡逻时交警发现的弃婴。很多孩子没有身份信息，医院只能用编号替代名字。入院第一件事是检查身体，第二件事是拍片，第三件事是建立康复档案。 那一年夏天特别热，送来的孩子特别多，住院部挤不下了。宋兆普在后院搭了帐篷，装上吊扇，临时改造成病房。他自己每天住在医院，一张简易床、一瓶藿香正气水，一守就是三个月。 他年轻时是部队里的军医，退伍后才开始做中医。老中医都讲“望闻问切”，他看得多了，经验自然就多。有一次他只看了孩子一眼，就说要马上处理肠胃问题。护士不信，拍了片子才发现孩子腹中积粪，差点引发中毒。 那次事件过后，医院再也不敢疏忽，宋兆普制定了整套流程，每一步都必须按标准操作，谁也不能跳过。他说：“救人不是靠运气。” 几年下来，有些孩子渐渐康复。一个叫阿兴的孩子，四岁来医院时不会说话，六岁时在康复楼后的小操场喊出第一声“宋爷爷”。还有一个叫娜娜的女孩，来时瘫痪在床，三年后能自己穿衣、吃饭、甚至帮护士发药。 孩子们长大了，有些走出了医院，有的进入普通学校，有的被人收养。节假日，他们会回来探望。门口总是传来一声声“宋爷爷”，然后孩子们一拥而上，把他围住。他习惯了这种热闹，从不拒绝合照，但从不接受捐款。 有个地方电视台来采访，想拍成专题片。他婉拒了。记者说他这是榜样事迹，他摇摇头：“我不是什么榜样，孩子要是好了，那是他们命硬，不是我救的。” 他桌子上有一本记得密密麻麻的本子，写着每个孩子的名字、编号、入院日期、诊断结果。他每天翻几页，碰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就会问护士：“这个现在怎么样了？” 他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了，走路慢了，但还是坚持每周三次查房。医生们劝他歇歇，他总说：“孩子认我，我不去，他们不安心。” 所有人都知道他不爱说话，更不爱接受表扬。他不讲“奉献”两个字，也不说“感动”这种话。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像做一味普通的中药——不求惊艳，但要精准、稳妥。 他从不告诉别人，最初那场义诊的具体时间。他也从未透露，第一次看到孩子肚皮透明那一刻，他在想什么。他只把这些事一桩一桩写在笔记本里，一页页翻过去，就像一部不对外公开的历史档案。 档案的最后一页，是他自己写下的一句话：“什么时候他们都不用来这医院了，那天我就可以退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