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副营长杜万荣与三名战友被活埋在炸塌的煤窑里。就在他们感觉呼吸越来越费劲时，堵塞的窑洞突然露出一丝微弱的亮光：“喂，你们还活着吗？” 紧接着，堵住窑口的泥土和碎石被疯狂地刨开，新鲜而冰冷的空气涌了进来，呛得他们剧烈咳嗽，却也带来了生的气息。把他们从活埋绝境中拉出来的，正是先前冒着天大风险收留他们的那群窑工兄弟。 在皎洁而清冷的月光下，几乎虚脱的四名战士紧紧握着窑工们布满煤灰和血泡的双手，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滚烫的热泪。 窑工们没有多余的话，只是将一小袋珍贵的粮食塞到他们手中，指着东方夜幕下连绵的山峦，用最低沉也最恳切的声音嘱咐：“快走，往那个方向走，别停下，希望能平安回去。” 这次死里逃生，是杜万荣戎马生涯中无数次生死考验里最奇特、也最触及灵魂的一次。它并非发生在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而是在一个无声的、由人民最朴素的善意与敌人最残暴的恶行交织而成的人性战场。 1936年10月，由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的2.18万名将士，奉命西渡黄河，组建为西路军。 这支占据当时红军总兵力五分之二的精锐部队，本欲打通国际路线，却在冰天雪地的河西走廊陷入了马家军阀的重重包围。 在与优势敌人的持续血战中，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寥寥无几，化整为零散落在茫茫戈壁与祁连山脉之中。 时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副营长的杜万荣，就是这支悲壮队伍中的一员。战败失散后，他的人生轨迹从一名坚定的指挥员，瞬间变成了一个在荒野中求生的流浪者。 饥饿、寒冷、与无休止的追杀，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他们曾短暂地汇集起一支八十多人的失散队伍，但这微弱的火种很快就被敌人的骑兵连扑灭，大家只能再次分散突围，各自逃命。 最终，杜万荣身边只剩下最初的三位战友。当他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地出现在那个小煤窑时，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面对一群陌生、警惕的窑工，杜万荣坦承了自己的身份。 在那个告密就能换来赏钱的恐怖氛围里，这是一个赌上性命的决定。然而，为首的老窑工在短暂的权衡后，说出了一句改变他们命运的话：“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这种来自底层民众最直觉的判断，给了他们一个暂时的藏身之所煤窑。但也正是这个庇护所，差点就成了他们的坟墓。 敌人循迹而来，在威逼利诱、鸣枪扫射均无效后，气急败坏的匪兵头子下令用炸药炸毁煤窑，企图将他们活活闷死在里面。 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杜万荣失去了知觉，陷入了比死亡更令人恐惧的黑暗与窒息之中。 这样艰苦的经历足以摧毁任何人的意志。但杜万荣不是一个普通人。他1915年出生于四川阆中一个普通农家，18岁便投身革命，参加了我军，次年光荣入党。 从班长、排长到连长，他是在枪林弹雨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指挥员。长征的艰难困苦没能压垮他，战场的血与火没能吓退他。 然而，被活埋在地下，无助地等待死亡，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远胜于肉体的创伤。幸好，人民没有抛弃他们的子弟兵。 这次被营救的经历，深刻地烙印在杜万荣的心里。他亲身体会到，革命的力量源泉究竟在哪里。当时，主力也曾组织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试图营救西路军余部，但因战局变化， 援西军未能抵达前线，其主要任务转为就地收容失散人员。杜万荣的获救，并非来自大部队的官方营救，而是来自一群与他素不相识、却同样被压迫的普通劳动者自发的、义无反顾的拯救。 带着这份嘱托和那袋小米，杜万荣和战友们再次踏上了寻找队伍的征途。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让他的革命信念愈发坚韧。 他没有辜负窑工兄弟的期望，成功归队后，他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展现出夺目的光芒。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129师的政治工作干部，后在抗大分校担任政委，为我军培养了大量骨干。解放战争中，他已是第18兵团的重要政工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被委以重任，历任南京军事学院情报系副主任、政治部保卫部长，总参谋部防化研究院副政委等要职。 1955年，这位从煤窑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被授予共和国大校军衔。 2007年11月7日，杜万荣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他的履历上，满是赫赫战功与卓越贡献。 信息来源:阆中纪念园-杜万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