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一个深夜，国民党师长范绍增用枪顶着一个女人的头说：“马上离婚嫁给我！” 女人回答：“我干爹是蒋介石！” 没想到，范绍增哈哈大笑起来。 枪管的冷意透过旗袍料子刺进杨秀琼的太阳穴，她盯着范绍增腰间那枚刻着 “忠孝” 二字的皮带扣。 那是三年前蒋介石在重庆行营亲授的勋章，此刻却成了撬开她婚姻的凶器。 范绍增的笑声震得水晶灯晃悠，灯影在杨秀琼脸上明明灭灭。 她想起三个月前在香港圣约翰大教堂的婚礼，丈夫陶伯龄的骑师服上还沾着跑马地的草屑，而眼前这个男人的枪口正压着她耳垂上的珍珠。 那是宋美龄送的二十岁生日礼物，此刻珍珠表面凝着范绍增掌心的汗，像一滴悬而未落的泪。 “委员长上个月还托我‘关照’上海的赤色分子呢，” 范绍增用枪管挑起她的下巴，假牙在灯光下闪着寒光。 “他要是知道你跟共产党报纸写的‘赤色明星’来往，怕是连干女儿的头衔都保不住。” 杨秀琼的指甲掐进旗袍滚边，滚边里缝着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参赛证。 那年她作为中国首位奥运女泳手，在 100 米仰泳预赛中划出的水线，被《柏林日报》称为 “东方美人鱼的银弧”，可没人知道她赛前为凑路费，偷偷典当了母亲留下的金镯子。 此刻范绍增的副官正在翻箱倒柜，皮靴踩过她的游泳奖杯，其中一座远东运动会的金牌被踢到墙角，奖牌背面 “杨秀琼” 的名字蹭上了泥，像她此刻被玷污的名誉。 “三天后搬去范府，” 范绍增把枪塞进枪套，顺手扯下她头上的白玉簪，簪子落地时摔成两半，露出里面藏着的陶伯龄照片。 杨秀琼扑过去捡，却被范绍增的军靴踩住手背，“陶伯龄的骑师执照我已经扣下了，想让他活着跑马，就乖乖听话。” 她看着男人裤脚沾着的重庆红泥，突然想起 1933 年南京全运会，宋美龄在看台上朝她挥手。 旗袍袖口的钻石手链在阳光下闪成一片星子，那时的她还不知道，权力的光芒既能加冕，也能行刑。 嫁进范府 “藏娇楼” 的第一晚，杨秀琼摸着浴缸边缘的枪托凹痕。 范绍增说这是前一任姨太太不听话留下的 “记号”，而她的泳衣早已被剪成抹布，漂在盛满罂粟汁的铜盆里。 窗外传来护院巡逻的梆子声，和当年上海训练馆的晨钟重叠 —— 那时她每天五点下水，泳池的氯气味能盖过十里洋场的脂粉香。 现在她只能对着梳妆台上的银镜练习划水，镜面映出的却是范绍增酒后通红的眼睛，他捏着她的手腕说：“听说你在柏林跟洋人游泳教练不清不楚？” 1941 年重庆大轰炸那晚，杨秀琼趁乱躲进防空洞，却在黑暗中摸到一个熟悉的泳镜。 那是 1935 年上海全运会夺冠时戴的，镜片上还留着她咬破嘴唇的血痕。旁边蜷缩着个小女孩，指着她旗袍上的盘扣说：“阿姨的花好看，像画报上的美人鱼。” 这句话让她突然想起《良友》画报的封面，那时她站在泳池边，身后是青天白日旗，标题写着 “民族之光”。 而此刻防空洞漏下的雨水，正顺着她后颈的伤疤往下淌 —— 那是范绍增用烟嘴烫的，理由是她 “不该给伤兵医院送西药”。 1949 年解放军入城那天，杨秀琼踩着断跟的高跟鞋跑过解放碑。 鞋跟上的水钻掉在青石板上，像极了 1934 年菲律宾赛场故意撒在泳池边的碎玻璃。 她在码头撞见范绍增的副官，那人塞给她张船票，票根上印着 “申新九厂” 的暗记 —— 那是当年地下党给她送药的接头暗号。 货轮驶离重庆时，她望着范府方向的火光，突然想起范绍增被通缉后骂的那句话：“蒋介石连自己的干女儿都保不住，还打什么内战？” 香港深水埗的慈善泳池里，五十岁的杨秀琼教孩子们憋气，却总在潜入水中时突然呛咳。 有次她弯腰捡泳帽，后腰的伤疤露了出来，旁边的阿妈们窃窃私语，说那形状像条搁浅的鱼。 1957 年香港《大公报》拍到她在洗衣店熨烫白色台布，蒸汽熏得她眼眶发红，而台布上的折痕，和范府藏娇楼里囚禁她的铁栏影子重合。 1968 年移居温哥华后，她常去格兰维尔岛码头看渔船，有次对着一条被网缠住的鲥鱼发呆，鱼鳃开合的频率，和她当年打破全国纪录时的心跳一样快。 1982 年温哥华法医记录杨秀琼死于 “意外跌落”，但邻居记得她死前盯着电视里中国运动员参加亚运会的画面，反复念叨：“水线要直……” 她床头柜的相框里，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合影被摸得发毛，只有她胸前的国旗徽章还闪着微光。 背面用钢笔刻的 “永不沉” 三个字，早已被岁月磨成模糊的凹痕，像极了她泳池生涯里三次打破的全国纪录，最终都沉在了历史的浊浪深处。
